融合的佛教

　　第一章 宗密其人及其佛教發展觀

　　宗密，在中國佛教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撰寫了大量的著作，想表達這樣一個重要的觀點：融合。中國佛教應走會通的一路，具體地說，禅宗諸家，包括頓宗、漸宗之間，應該融合；佛教內部的禅家和教家之間，應該融合；佛教和儒道兩教之間，應該融合。這樣，整個中國文化，構成一個融合的大文化。這就是宗密由叁教合一論、禅教合一論和頓漸合一論構成的融合論思想。其中，頓漸合一，學術界提得少一些，但他確實有這種思想。宗密爲什麼要提出這種融合論？爲什麼是宗密而不是別人提出這種融合論？這有時代的原因，也有宗密個人的因素。宗密不是一個一般的高僧，他既是個思想家，也是個學者。他根據中國佛教發展的現狀、時代的特點和社會發展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方案。而且，在宗密的時代，佛教宗派的建立已經完成，許多問題也容易看清，更利于總結經驗教訓。對于文化的整合工作，叁教都在嘗試。唐代中央政府支持出臺一套標准注釋的儒家經典，這標志著儒教本身的統一性。中唐的儒學家又從不同的方面進行融合佛道二教的理論嘗試，這是儒家的叁教融合。道教實際從魏晉以來就開始吸收儒佛的各種資源，到隋唐時期更是如此，對于叁教會通，特別是吸收佛教的理論資源，已經做得非常具體。唐代的佛教，在建立不同宗派的同時，實際上也有一個叁教會通的問題，禅宗就是叁教合一的産物，其他的宗派，都有著不同程度的中國化的特征，特別是華嚴宗和天臺宗。但是到中唐時代，面對儒道二教的不斷發展，面對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佛教如果僅僅滿足于創宗立派的輝煌，而不作進一步的新探索，不的儒道作新的交流溝通，不爲社會矛盾的解決提供方案，將會失去重大的發展機遇，宗密正是以其學者式的憂患意識和知識分子固有的責任感，提出其融合論。

　　第一節 對儒學的失望

　　宗密的知識積累和學術道路是從儒學開始的，由儒入佛，從禅宗又宗華嚴，再在此基礎是提出融合的觀點。正是早年習儒的階段，使宗密對儒學，特別是唐代的儒學，有著非常深入的了解。宗密對唐代儒學缺陷的批評，成爲促進宋明理學對儒學反省的重要資源之一。

　　一、富家少年

　　宗密(780—841)，生于四川果州西充(今四川省西充縣)的何姓家庭①，何家在當地算得上是個富戶，裴休在《圭峰定慧禅師碑》中說“大師本豪盛”。既豪富且興盛，可見其家境之富足，但這樣的家庭，卻有兩個不利因素影響了宗密今後的人生道路：

　　一是何家沒有權勢，在官本位的權力結構社會中，有錢無權，富而不貴，給何家會帶來不利的影響，也使得宗密對于社會、人生有著更爲直觀的感性認識，他後來在給澄觀的信中，就稱自己爲“巴江一賤士”②。這絕對不是什麼自謙之辭，而是對等級社會以權勢論貴賤的直接反映。在這樣的狀況下，走向仕途的一般的方法是讀書赴科舉。因此，宗密早年的科舉道路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是父母早亡。這給宗密的打擊很大，心靈中投下的陰影長期難以消除，也一直使他帶有“不孝”的深深的自責。他這樣描述此事對他的心理影響：

　　宗密罪璺，早年喪親，每履雪霜之悲，永懷風樹之恨。(3)

　　所謂“雪霜之悲”，《禮記·祭義》說：“[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淒怆之心，非其寒之謂也。”以秋霜移情，代表悲戚的心境，對親人的懷念。宗密又加上雪的意象，更添悲意。“風樹”，喻指父母死亡，不得奉養。由這兩個典故，可以看出失去雙親，無法孝養父母，在宗密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遺恨，這也是導致宗密後來決定出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兩個家庭的遺憾因素，對宗密思考的問題有很大影響，前一點，使其接觸到社會的貧富貴賤問題，後一點，則促使他思考人的生死、壽夭、吉凶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答案，最初他是想從儒學中去尋求的。

　　二、研習儒學

　　何家決定讓宗密從小習儒，也有家學的原因，何家不僅富，而且世代浸儒，所以對宗密的儒學教育，很早就開始了，宗密自敘“髫專魯诰”(4)。“髫”指小兒之發，喻兒童階段，大致是10 歲左右。“魯诰”指儒家典籍。確切的習儒時間，宗密記爲7到17歲，“自龆年洎弱冠”(5)。大致曆10年。這是宗密第一次習儒，也是其整個學業生涯中的第一階段。

　　宗密很聰明，很有才氣，《宋僧傳》中稱其“負俊才”，且“少通儒書”。通過這一階段的教育，宗密對儒家經典已經有了基本的掌握和理解。這些經典，無非是《詩》《書》之類，學習的內容，多是孔穎達代表的官方注解的儒家五經，但實際的所習，並不止于此，從《原人論》對儒學的批評中，可以看出他對儒典的閱讀範圍更見廣泛，當然這也包括了以後的閱讀。

　　叁、好道不好藝

　　宗密具有作爲一個學者所需具備的基本素養，好學深思，且胸懷大志，立志幹一番大事業，“欲幹世以活生靈”(6)。入世救衆生苦。宗密對社會現狀有所洞察，並試圖改善人們的生存境遇，探索一種終極方法來實現這一目標，這種方法，稱爲道，宗密志于求道，“志好道而不好藝”(7)。“道”是宇宙、人生的 規律性，也是一種求知的方法論，“藝”是具體的操作技能、技藝，從“道”獲得的是關于宇宙、人生的最高智慧，從“藝”獲得的是一些具體性的知識。

　　由道、藝的區別來考察這一階段的學業，宗密認爲，他的儒學生涯，不過是“遊藝”，遊回于各種具體的技藝之中，而沒有體會到“道”。雖然他也講到這種“遊藝”也有“道”的根據，“縱遊藝，而必欲根乎道”(8)。即根據“道”的原則來習“藝”，但這種“道”究竟是什麼，宗密在這個階段並無一個明確的概念，不過能夠明確的是這一點：唐代儒學只是“藝”。唐代的儒學教育，很大程度上成爲一種應試教育，爲應付科舉考試而教而學，儒學思想被轉化爲僵死的、只需要加以機械記憶的教條，這種訓練，也使宗密産生了對儒學的不滿。

　　四、無歸的心靈

　　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宗密覺得心靈難尋依托，找不到心靈的歸宿，“雖則《詩》《書》是業，每覺無歸”(9)。開始對儒學感到失望，除了對科舉考試製度的不滿，還有儒學理論本身的原因，儒學不能回答宗密所思的深層的人生問題。

　　宗密對科舉的不滿，可能也有應試失敗的因素。唐代的科舉考試，分爲常舉和製舉兩種，常舉是常規性的考試，分爲生徒和鄉貢兩類考生，製舉是天子爲了召進非常之才而舉行的考試。宗密實際上是鄉貢生，沒有入正規的學校，不是生徒。正規學校中的生徒可以直接參加考試，而鄉貢生則要有人推薦，向當地的州縣機關報名，經州考合格，再舉送朝廷。僧傳中講到宗密“負俊才而隨計吏”(10)。計吏是負責向上級彙報當地政府之政績的官員，而不是指會計官。中國古代有上計製度，年終考核地方官員的政績，上一級考核下一級，逐級上報。嚴格來說，只有進京上計的官員才稱得上是“計吏”，但一般來講，向上級彙報政績的官員也叫“計吏”。計吏大概也負責考查或推薦鄉貢人員，以宗密的俊才，其命運卻掌握在計吏手中，遇到勢利一點的計吏，家無權勢的宗密很難被推薦上，這也逐漸使宗密失去了投身科舉的興趣，同時也對唐代的儒學逐漸失去了興趣。曾有人說宗密“登進士”(11)，這恐怕有誤。

　　當然，對科舉的不滿，只是引起宗密不滿意儒學的一種原因，真正的原因，還是宗密感到儒學不能解決他經常思考的一些社會、人生的根本性問題，這一點，他在給清涼澄觀的信中都說清楚了。儒學的理論體系本身，特別是對人的本質的看法(原人觀)，在宗密看來，並不是終極性的。宗密早年的人生際遇，家庭變故，使他經常思考人生的歸宿，這種歸宿至少要解決這樣一些問題：貧富貴賤、生死壽夭、賢愚善惡。宗密的家雖然是富戶，但他明顯地感到社會的貧富差別，不然就不會要“幹世以活生靈”了，爲什麼有貧富之別？宗密家中有錢，但無權勢之貴，總有無權之賤的感覺，爲什麼有貴賤之別？宗密的父母早喪，促使他早早地思考人的生死問題，爲什麼人有生有死，有壽有夭？這些問題，儒學中沒有給宗密提供令其滿意的答案，這實際上已涉及到宗教的領域，當然宗密在此的思考還更多地是社會倫理的內容。

　　第二節 皈依南宗

　　一、旁求佛教

　　宗密的時代，四川佛教很興盛，既然于儒學感到心無歸趣，宗密就向佛教尋找人生的答案，當初也並不是一定要歸依佛教，只是一種自發的探索。這是宗密學業生涯的第二階段。

　　對這段經曆，宗密自己的記載是“冠討竺墳”(12)。“冠”指男子束發戴冠，20歲，宗密特指20歲左右；“墳”指典籍，本來以叁皇五帝之書爲墳典，這裏指佛典。這一階段的時限，是18至22歲之間，“十八九，二十一二之間，素服莊居，聽習經論”(13)。最初所接觸的佛教教義，也是一些最爲基本的、淺顯的部分，即因果報應論等，宗密的收獲是：“決知業緣之報，如影響應乎形聲。”(14)這種理論，是宗密所判攝的人天因果教所持的，認爲人生的貧富貴賤、吉凶壽夭等，都是由于人們所受之“業”的不同，人們作出的不同的善惡行爲，造成不同的報應之果，業因和果報之間，就像有形體而必有影子，有聲音而必有回響，也就是說，人生的本質在于業。宗密認爲，這種觀點要比儒學、道家把人生的本質歸結爲元氣、天命、大道、自然等觀點要完備得多，因而覺得“薄似有寄”(15)。因此研習佛學更有熱情，涉及了佛教的不同類型，“余先于大小乘、法相教中，發心習學數年”(16)。實際上涉及到了人天因果教、小乘教和大乘法相教等。具體研習佛學的方式是：

　　止葷茹，考經論，親禅德，狎名僧。莊居，屢置法筵；素服，濫嘗覆講。(17)

　　這包括了幾個方面，止葷茹、素服、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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