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的佛教

　　第一章 宗密其人及其佛教发展观

　　宗密，在中国佛教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想表达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融合。中国佛教应走会通的一路，具体地说，禅宗诸家，包括顿宗、渐宗之间，应该融合；佛教内部的禅家和教家之间，应该融合；佛教和儒道两教之间，应该融合。这样，整个中国文化，构成一个融合的大文化。这就是宗密由三教合一论、禅教合一论和顿渐合一论构成的融合论思想。其中，顿渐合一，学术界提得少一些，但他确实有这种思想。宗密为什么要提出这种融合论？为什么是宗密而不是别人提出这种融合论？这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宗密个人的因素。宗密不是一个一般的高僧，他既是个思想家，也是个学者。他根据中国佛教发展的现状、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方案。而且，在宗密的时代，佛教宗派的建立已经完成，许多问题也容易看清，更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文化的整合工作，三教都在尝试。唐代中央政府支持出台一套标准注释的儒家经典，这标志着儒教本身的统一性。中唐的儒学家又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融合佛道二教的理论尝试，这是儒家的三教融合。道教实际从魏晋以来就开始吸收儒佛的各种资源，到隋唐时期更是如此，对于三教会通，特别是吸收佛教的理论资源，已经做得非常具体。唐代的佛教，在建立不同宗派的同时，实际上也有一个三教会通的问题，禅宗就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其他的宗派，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中国化的特征，特别是华严宗和天台宗。但是到中唐时代，面对儒道二教的不断发展，面对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佛教如果仅仅满足于创宗立派的辉煌，而不作进一步的新探索，不的儒道作新的交流沟通，不为社会矛盾的解决提供方案，将会失去重大的发展机遇，宗密正是以其学者式的忧患意识和知识分子固有的责任感，提出其融合论。

　　第一节 对儒学的失望

　　宗密的知识积累和学术道路是从儒学开始的，由儒入佛，从禅宗又宗华严，再在此基础是提出融合的观点。正是早年习儒的阶段，使宗密对儒学，特别是唐代的儒学，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宗密对唐代儒学缺陷的批评，成为促进宋明理学对儒学反省的重要资源之一。

　　一、富家少年

　　宗密(780—841)，生于四川果州西充(今四川省西充县)的何姓家庭①，何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富户，裴休在《圭峰定慧禅师碑》中说“大师本豪盛”。既豪富且兴盛，可见其家境之富足，但这样的家庭，却有两个不利因素影响了宗密今后的人生道路：

　　一是何家没有权势，在官本位的权力结构社会中，有钱无权，富而不贵，给何家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使得宗密对于社会、人生有着更为直观的感性认识，他后来在给澄观的信中，就称自己为“巴江一贱士”②。这绝对不是什么自谦之辞，而是对等级社会以权势论贵贱的直接反映。在这样的状况下，走向仕途的一般的方法是读书赴科举。因此，宗密早年的科举道路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是父母早亡。这给宗密的打击很大，心灵中投下的阴影长期难以消除，也一直使他带有“不孝”的深深的自责。他这样描述此事对他的心理影响：

　　宗密罪璺，早年丧亲，每履雪霜之悲，永怀风树之恨。(3)

　　所谓“雪霜之悲”，《礼记·祭义》说：“[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以秋霜移情，代表悲戚的心境，对亲人的怀念。宗密又加上雪的意象，更添悲意。“风树”，喻指父母死亡，不得奉养。由这两个典故，可以看出失去双亲，无法孝养父母，在宗密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恨，这也是导致宗密后来决定出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两个家庭的遗憾因素，对宗密思考的问题有很大影响，前一点，使其接触到社会的贫富贵贱问题，后一点，则促使他思考人的生死、寿夭、吉凶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初他是想从儒学中去寻求的。

　　二、研习儒学

　　何家决定让宗密从小习儒，也有家学的原因，何家不仅富，而且世代浸儒，所以对宗密的儒学教育，很早就开始了，宗密自叙“髫专鲁诰”(4)。“髫”指小儿之发，喻儿童阶段，大致是10 岁左右。“鲁诰”指儒家典籍。确切的习儒时间，宗密记为7到17岁，“自龆年洎弱冠”(5)。大致历10年。这是宗密第一次习儒，也是其整个学业生涯中的第一阶段。

　　宗密很聪明，很有才气，《宋僧传》中称其“负俊才”，且“少通儒书”。通过这一阶段的教育，宗密对儒家经典已经有了基本的掌握和理解。这些经典，无非是《诗》《书》之类，学习的内容，多是孔颖达代表的官方注解的儒家五经，但实际的所习，并不止于此，从《原人论》对儒学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典的阅读范围更见广泛，当然这也包括了以后的阅读。

　　三、好道不好艺

　　宗密具有作为一个学者所需具备的基本素养，好学深思，且胸怀大志，立志干一番大事业，“欲干世以活生灵”(6)。入世救众生苦。宗密对社会现状有所洞察，并试图改善人们的生存境遇，探索一种终极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方法，称为道，宗密志于求道，“志好道而不好艺”(7)。“道”是宇宙、人生的 规律性，也是一种求知的方法论，“艺”是具体的操作技能、技艺，从“道”获得的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最高智慧，从“艺”获得的是一些具体性的知识。

　　由道、艺的区别来考察这一阶段的学业，宗密认为，他的儒学生涯，不过是“游艺”，游回于各种具体的技艺之中，而没有体会到“道”。虽然他也讲到这种“游艺”也有“道”的根据，“纵游艺，而必欲根乎道”(8)。即根据“道”的原则来习“艺”，但这种“道”究竟是什么，宗密在这个阶段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不过能够明确的是这一点：唐代儒学只是“艺”。唐代的儒学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应试教育，为应付科举考试而教而学，儒学思想被转化为僵死的、只需要加以机械记忆的教条，这种训练，也使宗密产生了对儒学的不满。

　　四、无归的心灵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宗密觉得心灵难寻依托，找不到心灵的归宿，“虽则《诗》《书》是业，每觉无归”(9)。开始对儒学感到失望，除了对科举考试制度的不满，还有儒学理论本身的原因，儒学不能回答宗密所思的深层的人生问题。

　　宗密对科举的不满，可能也有应试失败的因素。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是常规性的考试，分为生徒和乡贡两类考生，制举是天子为了召进非常之才而举行的考试。宗密实际上是乡贡生，没有入正规的学校，不是生徒。正规学校中的生徒可以直接参加考试，而乡贡生则要有人推荐，向当地的州县机关报名，经州考合格，再举送朝廷。僧传中讲到宗密“负俊才而随计吏”(10)。计吏是负责向上级汇报当地政府之政绩的官员，而不是指会计官。中国古代有上计制度，年终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上一级考核下一级，逐级上报。严格来说，只有进京上计的官员才称得上是“计吏”，但一般来讲，向上级汇报政绩的官员也叫“计吏”。计吏大概也负责考查或推荐乡贡人员，以宗密的俊才，其命运却掌握在计吏手中，遇到势利一点的计吏，家无权势的宗密很难被推荐上，这也逐渐使宗密失去了投身科举的兴趣，同时也对唐代的儒学逐渐失去了兴趣。曾有人说宗密“登进士”(11)，这恐怕有误。

　　当然，对科举的不满，只是引起宗密不满意儒学的一种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宗密感到儒学不能解决他经常思考的一些社会、人生的根本性问题，这一点，他在给清凉澄观的信中都说清楚了。儒学的理论体系本身，特别是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原人观)，在宗密看来，并不是终极性的。宗密早年的人生际遇，家庭变故，使他经常思考人生的归宿，这种归宿至少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贫富贵贱、生死寿夭、贤愚善恶。宗密的家虽然是富户，但他明显地感到社会的贫富差别，不然就不会要“干世以活生灵”了，为什么有贫富之别？宗密家中有钱，但无权势之贵，总有无权之贱的感觉，为什么有贵贱之别？宗密的父母早丧，促使他早早地思考人的生死问题，为什么人有生有死，有寿有夭？这些问题，儒学中没有给宗密提供令其满意的答案，这实际上已涉及到宗教的领域，当然宗密在此的思考还更多地是社会伦理的内容。

　　第二节 皈依南宗

　　一、旁求佛教

　　宗密的时代，四川佛教很兴盛，既然于儒学感到心无归趣，宗密就向佛教寻找人生的答案，当初也并不是一定要归依佛教，只是一种自发的探索。这是宗密学业生涯的第二阶段。

　　对这段经历，宗密自己的记载是“冠讨竺坟”(12)。“冠”指男子束发戴冠，20岁，宗密特指20岁左右；“坟”指典籍，本来以三皇五帝之书为坟典，这里指佛典。这一阶段的时限，是18至22岁之间，“十八九，二十一二之间，素服庄居，听习经论”(13)。最初所接触的佛教教义，也是一些最为基本的、浅显的部分，即因果报应论等，宗密的收获是：“决知业缘之报，如影响应乎形声。”(14)这种理论，是宗密所判摄的人天因果教所持的，认为人生的贫富贵贱、吉凶寿夭等，都是由于人们所受之“业”的不同，人们作出的不同的善恶行为，造成不同的报应之果，业因和果报之间，就像有形体而必有影子，有声音而必有回响，也就是说，人生的本质在于业。宗密认为，这种观点要比儒学、道家把人生的本质归结为元气、天命、大道、自然等观点要完备得多，因而觉得“薄似有寄”(15)。因此研习佛学更有热情，涉及了佛教的不同类型，“余先于大小乘、法相教中，发心习学数年”(16)。实际上涉及到了人天因果教、小乘教和大乘法相教等。具体研习佛学的方式是：

　　止荤茹，考经论，亲禅德，狎名僧。庄居，屡置法筵；素服，滥尝覆讲。(17)

　　这包括了几个方面，止荤茹、素服、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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