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攝論學派是指形成于陳隋之際的以宣講弘揚真谛所譯《攝大乘論》爲主的佛教思想流派，其研習者後世統稱他們爲“攝論師”。《俱舍論》是印度有部思想的産物，屬于小乘佛教的範圍，而一般說唯識思想屬于大乘佛教範疇，但是，無論是真谛，還是玄奘，都在不遺余力地教授弟子研習此論，直至今日，佛教界也將其當作唯識學的入門書對待。出于這些理由，本節在敘述攝論師的活動時附帶也論及俱舍學派。此外，作爲真谛翻譯的早期唯識學經典，《大乘起信論》也備受重視，盡管“起信論師”的提法不多見，但此論在南北朝後期及隋唐之際流傳頗廣，對隋唐佛教宗派的發展影響很大，因此，在此章一並敘述。

　　第一節　真谛對唯識經典的傳譯

　　從中國佛教史整體上講，真谛叁藏是足以與鸠摩羅什並肩而立的來自于異域的佛教大師。在佛典翻譯史上，他也被列入四大翻譯家之一。真谛所傳之學雖然廣泛，但其核心是大乘瑜伽行派學說。綜觀真谛所傳譯的瑜伽行派典籍，鮮明特色就是如來藏思想被融入瑜伽行派體系之中。他所傳播的學說和教法被後世稱之爲“唯識古學”。本節擬在陳述真谛生平的基礎上，重點陳述考辨其在佛教經典翻譯等方面的成就。

　　一、真谛的生平及其譯經活動

　　現存最早的有關真谛的傳記材料是隋代費長房《曆代叁寶紀》中的記載，其次是唐代道宣《續高僧傳》中的傳記。前者由于體例限製，篇幅很短，後者則較長一些。二者都注明依據的是真谛的弟子曹毗所作的《真谛叁藏傳》。經過核對二書所記，凡是費長房所記大都在道宣所作真谛傳記中有較爲一致的記載，而道宣所記詳盡得多。由此可以肯定，道宣確實是看到了曹毗所作的真谛傳記以及真谛翻經目錄。

　　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十一所附“真谛傳”很是簡短，其文如下： 西天竺優禅尼國叁藏法師波羅末陀，梁言真谛，遠聞蕭主菩薩行化，搜選名匠，軌範聖賢，懷寶本邦，來適斯土。所赍經論樹葉梵文凡二百四十夾。若具足翻，應得二萬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傳。屬梁季崩離，不果宣吐，遇緣所出，略記如前。後之所翻，複顯陳錄載序。其事多在《曹毗叁藏傳》文。[①]

　　費長房的這段文字，著眼點還是翻譯，所以詳細地記載了其來華所帶來的梵文經典的數量。而道宣所寫的真谛傳記，則較爲全面，因此，是現存的有關真谛傳記的最權威的材料了。下文主要依據道宣的記載，參照其它相關文獻，對于真谛來華的簡略過程以及在中土的活動情況，特別是翻譯佛典的活動作些考證敘述。

　　1.真谛所學及來華經過

　　真谛(499-569年)，西印度優禅尼婆羅門族，原名拘那羅陀，漢語爲“親依”的意思。少時博訪衆師，學通內外，尤精于大乘之說。如《大乘起信論序》中說：真谛師“其人少小博采，備覽諸經，然于大乘，偏洞深遠。”[②]《攝大乘論序》中也說：“學窮叁藏，貫練五部，研究大乘，備盡深極。”[③]從真谛來華之後翻譯的經典看，也是大小乘兼有的，如《十二因緣經》、《廣義法門經》、《律二十二明了論》、《俱舍論》、《部異執論》、《四谛論》等屬于小乘。印度瑜伽行派的祖師世親也是早年學習小乘，後期才皈依弘揚的大乘瑜伽行派，真谛也是精通小乘的，因而對于世親早期的著作《俱舍論》相當重視，不遺余力地翻譯、弘揚，最終形成了俱舍學派。

　　真谛以弘道爲懷，“曆遊諸國，隨機利見”[④]，泛海南遊，暫居于扶南國。梁武帝于大同年間(535—545年)，派直後(官名)張汜送扶南國的使者返國，訪求名德和大乘諸論、《雜華》等經。扶南國便推薦真谛前往中國，真谛欣然同意，便帶著經論梵本二百四十夾，于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十五日到達南海郡(今廣東省南部)，當時他已48歲了。

　　究竟是梁武帝派使者到天竺迎請的真谛，還是在扶南國迎請的真谛，由于古代有些文獻敘述得很模糊，因而造成一些誤解。南朝梁時，扶南遣使來華共有四次，其中最後一次在大同五年(539年)秋，所獻方物爲生犀，“又言其國有佛發，長一丈二尺。诏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⑤]《續高僧傳·真谛傳》記載與此基本相同：“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叁寶。大同中，敕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叁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真谛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民品。彼國乃屈真谛並赍經論，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渙然聞命。”然《大乘起信論序》則說，真谛是從天竺國請來的：“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國取經並諸法師，遇值叁藏拘蘭難陀，譯名真谛。……時彼國王應即移遣，法師苦辭不免，便就泛舟，與瞿昙及多侍從並送蘇合佛像來朝。”唐代智升《開元釋教錄》將《續高僧傳》的說法作了雜糅。本著後文將分析說明，梁譯《大乘起信論序》並非僧恺所寫，如陳寅恪所說，“僞文”中包含了真史料，而上引關于真谛來華的一段文字則屬于假史料，是作者采擇傳聞而寫成。道宣作《真谛傳》依據的是當時仍然可可看到的真谛弟子曹毗作的真谛傳，因而應該以道宣所說爲准。

　　真谛在中土南境未久，隨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548年)閏八月才到達建業。梁武帝深加敬禮，敕其住于寶雲殿。在真谛正要從事翻譯的時候，侯景叛亂爆發，十月侯景進入建業，第二年五月梁武帝被困臺城。在這種背景下，真谛無奈東行東土[⑥]，時間應該是太清二年十月前後。太清叁年，富春縣令陸元哲迎接真谛住于自己的宅第，並且爲其招集沙門寶瓊等二十余人，布置譯場，請其翻譯佛典。由此，真谛開始了其顛簸流離的翻譯佛典生涯。

　　2．富春譯場

　　關于在富春的翻譯成果，各種經錄以及《續高僧傳·真谛傳》所記不一致，特別是真谛本傳的記載簡略而引用者更廣泛。《續高僧傳》卷一記載：

　　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⑦]

　　此文中所說的《十七地論》即後來玄奘所翻譯的《瑜伽師地論》。

　　《曆代叁寶紀》卷十一記載：

　　《十七地論》五卷，太清四年于富春陸元哲宅，爲沙門寶瓊等二十余名德譯。

　　《大乘起信論》一卷，同四年在陸元哲宅出。

　　《中論》一卷，《如實論》一卷，《十八部論》一卷，《本有今無論》一卷，《叁世分別論》一卷。已上並四年同出。[⑧]

　　對于費長房的上述記載，現今的學者理解頗不一致。在一般的紀年表中太清年號只有叁年，但《梁書·元帝本紀》中說：“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這是因爲梁元帝蕭繹不承認由侯景所立的皇帝，因而繼續稱承聖元年(554年)之前數年爲太清年。這一點，連智升也搞不明白，他在《開元釋教錄》中說，費長房《曆代叁寶紀》以太清年號記載這幾年是錯誤的。這一錯誤指責被當今指責費長房的學者所沿襲。至于上述有關《大乘起信論》的記載，由于智升等未曾采信，而後世大多數學者認其爲錯誤記載。——此問題留待下節專門討論。而關于《十七地論》，一般認爲其已經佚失，其實，現存的《決定藏論》叁卷本即《續高僧傳》所說的《十七地論》。《曆代叁寶紀》無《決定藏論》之名，《開元釋教錄》則說：“《決定藏論》叁卷，梁天竺叁藏真谛譯單本。右此《決定藏論》，《大周錄》中乃雲“失譯”，而不指言何代翻出。今詳此《論》文勢乃是真谛所翻。《論》中子注乃曰梁，言前代錄家遺之不上。今爲真谛所譯，編于梁代錄中。” [⑨]至于《中論》一卷，已經佚失，一般認爲應該是《中論·觀因緣品》。而《如實論》則是世親的重要因明學著作，原著至少有兩千偈[⑩]。經錄記載真谛譯本爲一卷，現存本稱之爲《如實論反質難品》，一般認爲是世親所著《如實論》的最後一品。《十八部論》一卷現存，估計是殘本；《本有今無論》現存本稱《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篇幅很短，最後一部分摻雜了真谛的解釋，也是一個殘本。

　　從上述引述分析可以見出真谛這一時期翻譯活動的幾個特點：其一，盡管部數很多，如不算入《大乘起信論》，也有六部，但總卷數僅十卷。其二，所譯《中論》、《十七地論》、《如實論》都屬于大部頭論典，但都未完成。其叁，真谛所譯的這些論典，有一些疏釋傳出，如《中論疏》(二卷)、《如實論疏》(叁卷)以及有關《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的疏釋等等。如此等等特點，是與此前的譯者大不相同的。真谛爲什麼不如大多數來華的傳譯者那樣，集中時間精力完整地翻譯出一部經典，而是如此將幾部大論典都開譯呢？仔細琢磨，可能的解釋有二：一是真谛華語生疏，傳譯、筆受等等配合欠佳，因而屢屢撤換經典。二是真谛的目的不僅僅是翻譯，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傳播，因此，他所組織的譯場更像是研習班。真谛通過翻譯的形式將中觀、唯識、因明以及涅槃等方面的思想都簡要地向參譯者作了傳授。如此做法，翻譯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更何況，當時國難未已，戰亂未甯。

　　真谛富春譯場的起止時間也值得探討。《曆代叁寶紀》將《九識義記》二卷標爲“太清叁年于新吳美業寺出”[11]，現今證實那是誤記。而上述論典的翻譯，《曆代叁寶紀》都未標出月份。而唐遁倫則記載：“傳聞梁武帝時真谛，太清四年歲次庚午十月，往富春令陸元哲宅，爲擇瓊等二十名德翻《十七地論》，始得五卷。”[12]現有很多著作或將這一時間當作真谛富春譯場的開始時間，或作爲結束時間。在此略作考辨。

　　可以藉助于正史的一些記載來大致確定這一問題。根據《梁書》等記載，太清叁年(549年)叁月，侯景攻陷臺城，五月梁武帝餓死于臺城。湯用彤推測說，大概是在這一年或第二年初，真谛到達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13]關于此時富春的情形，《梁書·侯景傳》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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