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摄论学派是指形成于陈隋之际的以宣讲弘扬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为主的佛教思想流派，其研习者后世统称他们为“摄论师”。《俱舍论》是印度有部思想的产物，属于小乘佛教的范围，而一般说唯识思想属于大乘佛教范畴，但是，无论是真谛，还是玄奘，都在不遗余力地教授弟子研习此论，直至今日，佛教界也将其当作唯识学的入门书对待。出于这些理由，本节在叙述摄论师的活动时附带也论及俱舍学派。此外，作为真谛翻译的早期唯识学经典，《大乘起信论》也备受重视，尽管“起信论师”的提法不多见，但此论在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流传颇广，对隋唐佛教宗派的发展影响很大，因此，在此章一并叙述。

　　第一节　真谛对唯识经典的传译

　　从中国佛教史整体上讲，真谛三藏是足以与鸠摩罗什并肩而立的来自于异域的佛教大师。在佛典翻译史上，他也被列入四大翻译家之一。真谛所传之学虽然广泛，但其核心是大乘瑜伽行派学说。综观真谛所传译的瑜伽行派典籍，鲜明特色就是如来藏思想被融入瑜伽行派体系之中。他所传播的学说和教法被后世称之为“唯识古学”。本节拟在陈述真谛生平的基础上，重点陈述考辨其在佛教经典翻译等方面的成就。

　　一、真谛的生平及其译经活动

　　现存最早的有关真谛的传记材料是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的记载，其次是唐代道宣《续高僧传》中的传记。前者由于体例限制，篇幅很短，后者则较长一些。二者都注明依据的是真谛的弟子曹毗所作的《真谛三藏传》。经过核对二书所记，凡是费长房所记大都在道宣所作真谛传记中有较为一致的记载，而道宣所记详尽得多。由此可以肯定，道宣确实是看到了曹毗所作的真谛传记以及真谛翻经目录。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附“真谛传”很是简短，其文如下： 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梁言真谛，远闻萧主菩萨行化，搜选名匠，轨范圣贤，怀宝本邦，来适斯土。所赍经论树叶梵文凡二百四十夹。若具足翻，应得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属梁季崩离，不果宣吐，遇缘所出，略记如前。后之所翻，复显陈录载序。其事多在《曹毗三藏传》文。[①]

　　费长房的这段文字，着眼点还是翻译，所以详细地记载了其来华所带来的梵文经典的数量。而道宣所写的真谛传记，则较为全面，因此，是现存的有关真谛传记的最权威的材料了。下文主要依据道宣的记载，参照其它相关文献，对于真谛来华的简略过程以及在中土的活动情况，特别是翻译佛典的活动作些考证叙述。

　　1.真谛所学及来华经过

　　真谛(499-569年)，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原名拘那罗陀，汉语为“亲依”的意思。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如《大乘起信论序》中说：真谛师“其人少小博采，备览诸经，然于大乘，偏洞深远。”[②]《摄大乘论序》中也说：“学穷三藏，贯练五部，研究大乘，备尽深极。”[③]从真谛来华之后翻译的经典看，也是大小乘兼有的，如《十二因缘经》、《广义法门经》、《律二十二明了论》、《俱舍论》、《部异执论》、《四谛论》等属于小乘。印度瑜伽行派的祖师世亲也是早年学习小乘，后期才皈依弘扬的大乘瑜伽行派，真谛也是精通小乘的，因而对于世亲早期的著作《俱舍论》相当重视，不遗余力地翻译、弘扬，最终形成了俱舍学派。

　　真谛以弘道为怀，“历游诸国，随机利见”[④]，泛海南游，暂居于扶南国。梁武帝于大同年间(535—545年)，派直后(官名)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访求名德和大乘诸论、《杂华》等经。扶南国便推荐真谛前往中国，真谛欣然同意，便带着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于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当时他已48岁了。

　　究竟是梁武帝派使者到天竺迎请的真谛，还是在扶南国迎请的真谛，由于古代有些文献叙述得很模糊，因而造成一些误解。南朝梁时，扶南遣使来华共有四次，其中最后一次在大同五年(539年)秋，所献方物为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⑤]《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与此基本相同：“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然《大乘起信论序》则说，真谛是从天竺国请来的：“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国取经并诸法师，遇值三藏拘兰难陀，译名真谛。……时彼国王应即移遣，法师苦辞不免，便就泛舟，与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来朝。”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将《续高僧传》的说法作了杂糅。本著后文将分析说明，梁译《大乘起信论序》并非僧恺所写，如陈寅恪所说，“伪文”中包含了真史料，而上引关于真谛来华的一段文字则属于假史料，是作者采择传闻而写成。道宣作《真谛传》依据的是当时仍然可可看到的真谛弟子曹毗作的真谛传，因而应该以道宣所说为准。

　　真谛在中土南境未久，随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548年)闰八月才到达建业。梁武帝深加敬礼，敕其住于宝云殿。在真谛正要从事翻译的时候，侯景叛乱爆发，十月侯景进入建业，第二年五月梁武帝被困台城。在这种背景下，真谛无奈东行东土[⑥]，时间应该是太清二年十月前后。太清三年，富春县令陆元哲迎接真谛住于自己的宅第，并且为其招集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布置译场，请其翻译佛典。由此，真谛开始了其颠簸流离的翻译佛典生涯。

　　2．富春译场

　　关于在富春的翻译成果，各种经录以及《续高僧传·真谛传》所记不一致，特别是真谛本传的记载简略而引用者更广泛。《续高僧传》卷一记载：

　　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⑦]

　　此文中所说的《十七地论》即后来玄奘所翻译的《瑜伽师地论》。

　　《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记载：

　　《十七地论》五卷，太清四年于富春陆元哲宅，为沙门宝琼等二十余名德译。

　　《大乘起信论》一卷，同四年在陆元哲宅出。

　　《中论》一卷，《如实论》一卷，《十八部论》一卷，《本有今无论》一卷，《三世分别论》一卷。已上并四年同出。[⑧]

　　对于费长房的上述记载，现今的学者理解颇不一致。在一般的纪年表中太清年号只有三年，但《梁书·元帝本纪》中说：“大宝元年，世祖犹称太清四年。”这是因为梁元帝萧绎不承认由侯景所立的皇帝，因而继续称承圣元年(554年)之前数年为太清年。这一点，连智升也搞不明白，他在《开元释教录》中说，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以太清年号记载这几年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指责被当今指责费长房的学者所沿袭。至于上述有关《大乘起信论》的记载，由于智升等未曾采信，而后世大多数学者认其为错误记载。——此问题留待下节专门讨论。而关于《十七地论》，一般认为其已经佚失，其实，现存的《决定藏论》三卷本即《续高僧传》所说的《十七地论》。《历代三宝纪》无《决定藏论》之名，《开元释教录》则说：“《决定藏论》三卷，梁天竺三藏真谛译单本。右此《决定藏论》，《大周录》中乃云“失译”，而不指言何代翻出。今详此《论》文势乃是真谛所翻。《论》中子注乃曰梁，言前代录家遗之不上。今为真谛所译，编于梁代录中。” [⑨]至于《中论》一卷，已经佚失，一般认为应该是《中论·观因缘品》。而《如实论》则是世亲的重要因明学著作，原著至少有两千偈[⑩]。经录记载真谛译本为一卷，现存本称之为《如实论反质难品》，一般认为是世亲所著《如实论》的最后一品。《十八部论》一卷现存，估计是残本；《本有今无论》现存本称《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篇幅很短，最后一部分掺杂了真谛的解释，也是一个残本。

　　从上述引述分析可以见出真谛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几个特点：其一，尽管部数很多，如不算入《大乘起信论》，也有六部，但总卷数仅十卷。其二，所译《中论》、《十七地论》、《如实论》都属于大部头论典，但都未完成。其三，真谛所译的这些论典，有一些疏释传出，如《中论疏》(二卷)、《如实论疏》(三卷)以及有关《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的疏释等等。如此等等特点，是与此前的译者大不相同的。真谛为什么不如大多数来华的传译者那样，集中时间精力完整地翻译出一部经典，而是如此将几部大论典都开译呢？仔细琢磨，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真谛华语生疏，传译、笔受等等配合欠佳，因而屡屡撤换经典。二是真谛的目的不仅仅是翻译，更重要的是思想的传播，因此，他所组织的译场更像是研习班。真谛通过翻译的形式将中观、唯识、因明以及涅槃等方面的思想都简要地向参译者作了传授。如此做法，翻译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更何况，当时国难未已，战乱未宁。

　　真谛富春译场的起止时间也值得探讨。《历代三宝纪》将《九识义记》二卷标为“太清三年于新吴美业寺出”[11]，现今证实那是误记。而上述论典的翻译，《历代三宝纪》都未标出月份。而唐遁伦则记载：“传闻梁武帝时真谛，太清四年岁次庚午十月，往富春令陆元哲宅，为择琼等二十名德翻《十七地论》，始得五卷。”[12]现有很多著作或将这一时间当作真谛富春译场的开始时间，或作为结束时间。在此略作考辨。

　　可以藉助于正史的一些记载来大致确定这一问题。根据《梁书》等记载，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五月梁武帝饿死于台城。汤用彤推测说，大概是在这一年或第二年初，真谛到达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13]关于此时富春的情形，《梁书·侯景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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