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決人類社會問題在重建印度的唯識哲學
達摩書院 張尚德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
開場白
承邀來貴市作一次報告， 與臺南市有很深的緣份。六十年前，即在嘉義以南當青年兵，軍隊時時移防，不是進入山區，就是移至海邊，讓我有機會親自看到當時南部的老百姓朋友們，勤勞節儉而又和藹可親。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有一位臺南市的結拜兄弟，名洪成完，他曾任臺大數學系主任，我因只身在臺大念書，常常缺錢，他就不時的把父親給他的零用錢，分給我用。從這些點點滴滴的經驗，我幾十年前就體認到臺南市朋友們的慷慨、同情與追求正義和公平的熱情。我還曾隨營挖鑿阿公店水庫；一九八四年也曾在貴市宣揚唯識與天臺宗哲學的湛然寺演講，講題是：「我看學佛」。同時，我常在該寺出版的《福田雜志》上刊登文章，更在臺南市消防隊刊物上，誠摯的肯定消防的警務朋友們，所從事的是聖者的志業。
四十年前，我與貴市市長許添財先生有過交往，當時，他還是大學部學生，即非常受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峰先生的賞識與重視，請他作實習銀行的負責人，我當時則擔任張曉峰先生的《中國一周》周刊經理，常有所互動。在一段時間接觸中，知道許市長做事極爲認真負責，待人也很誠懇，未來一定能肩負社會更重大的責任……。
若幹年來，我和許市長也經過長時期的白色恐怖，在人生悲歡離合中，所度過的種種，自有一番非比尋常的體悟。文化大學張其昀董事長，對當時的社會情勢，有極深的理解，雖當過國民黨的秘書長和教育部長，又是國防研究院的主任，他曾向 說過很重要的叁句話：
一是「我對政治，失望透頂。」這是因政府阻止他舉行國際華學會議。
另一句話則因弟被人誣告造反，政府不聞、不問、不抓、不關、不審，只是天羅地網般的監視。我被解聘後，請他幫忙，他說：
「大環境，由不得人。」
張先生說：「大環境，由不得人」，到現在已過四十年了，在 的認識上看來，目前人類的文明現況，更是由不得人，真證驗了莊子所說的：「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張先生又曾對我說：「我之所以能辦文化大學，是因爲我一生留余地。」
人生在世，有許多事是由不得人的，但只要留余地，沒有成見，就條條大路通羅馬。然而人的思想，不是陷在主觀的妄念，就是被困在客觀的無知中，釋迦牟尼佛信佛，韓愈卻又反佛，反佛的結果，被皇帝貶谪，一被貶谪，便來一首自我解嘲的詩：
自 詠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爲聖朝除弊政 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話說回來，在中國五代亂世中，有智慧的隱士陳搏看透了人性和人世的一切，于是就給別人留些「余地」，也正是給自己留「余地」，從而過著「野花啼鳥」的神仙生活。他有一首歸隱的詩：
歸 隱
「十年蹤迹走紅塵 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绶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富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 悶聽笙歌甛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 野花啼鳥一般春」
人在許許多多的煩惱中，常常陷入困境，由于古今中外仍有一些君子、聖賢，爲自己、爲社會、爲天地，留些余地，乃偶而在曆史狂風暴雨的洪流中，出現風光明媚的世界。臺灣的未來，只要大家靜下心來，透過智慧、勤勞、節儉與堅忍，大家同舟共濟的在一條船上，一同努力，珍惜自己，也憐愛他人，留些余地，在社會建設與人民生活各方面，絕對是可以進入風光明媚的大同世界的，須知悲己即所以悲人，悲人正所以悲己，風光明媚的世界，是共同創造出來的。臺灣過去曾創造經濟和民主「初步」的奇迹，讓我們再一次創造高貴、深邃而又爲人人喜悅的文化奇迹。
貳、演說的權威與立場
人常不自覺的活在自我戀的權威中，因此首先想和各位談一下權威與立場。
釋迦牟尼佛在《思益梵天所問經》中說：菩薩才能說法。 今天在這裏向各位報告，解決整個人類的問題，要全面的在各方面建立唯識哲學。弟多年在民間授課，一生教書，在習氣上養成東說西說。大部份高級知識分子，都喜歡把自己所思所想的，說出來告訴大家。從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大師、大學問家，在述說企圖解決人類問題。我自己爲人類一份子，年將八十，不要說天下國家的問題沒有解決，就是自己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我只不過以不解決爲解決│徹底放下而已)。弟一生間接或親自看到中國軍閥混戰、中日交惡、國共幹戈……等等，大學時開始讀哲學書典，同時在實際參學上，浸入禅門越五十年，再加上我十六歲來臺灣以後，體驗、經曆或參與社會的種種變遷。因此，在這次報告中，希望透過實際的經驗，向各位述說一點自己的反省與心得。
如果對我過去的一生，稍做一種綱領式的報告，可能有助于諸位對我這次的演講，有更深一層同情性理解。我幼年喪母，因戰亂國小未讀四、五年級，初中讀了一年多，十六歲隨青年軍來臺，當了近六年的上等兵。自己努力自修，死背了二十個月，連數學都是背，因爲不懂如何念，將cos2θ+sin2θ=1，背成：西歐也死兩個蛋，和有罪的人(英文爲sin)兩個蛋，加起來等于一。
這時我寄住在表伯楊綿仲先生家，他一生爲蔣介石找錢，做過財政部長，晚年卻幾近餓死，命也運也，曾國藩說：一切都是命。所以《禮記》說：存在即是命，唯識便強調要了脫命根子。
我的表伯聽見我死背數學，就說：
「兩個蛋加兩個蛋等于四個蛋，你怎麼搞成一個蛋呢？」
我回答說：「這個蛋不是你說的蛋。」
他繼續說：「我看你會完蛋。」
我要借在這裏的機會，公開深深的謝謝我的表伯，他當時雖然那樣拮據，仍收留我在他家念書。就這樣我才能于一九五五年進入臺大哲學系。
在臺大「這個那個」、「那個這個」，一個人常常在饑餓中，度過了七年……。
我研究所畢業後，入政工幹校教馬克思主義，幹校稱馬克思主義爲「匪黨理論批判」，並在文化大學教授哲學，其後被解聘。因緣湊合又作了國民大會負責人谷正綱先生的英文機要秘書十二年，坐在他的辦公室外，無所事事散散的讀了十二年的書，真感謝谷先生。後來陳鼓應教授和陳婉真參與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選舉，因陳教授所出的一本書《民主廣場》中，談到他是受我的影響，我便又失業了，這時我已四十八歲。隨後，因參加南懷瑾先生的禅七，證到了自己一切的痛苦，原來是因爲自己永遠的「要」，人若什麼都不要，一切放下，便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又失業後，在南老師懷瑾先生門下日夜追隨學禅六年，同時擔任十方叢林書院高研部主任。 他離臺後，我便在苗栗山中修證「孤、寒、貧、露」，和一些道友一起恭讀唯識典籍二十余年。想效法百丈大禅師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門風格，便和許多本省朋友們，一同胼手胝足的建立起達摩書院。
弟的立場是：
「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不把不是什麼說成是什麼，是什麼說成不是什麼。」
所以達摩書院有四句話：
「搞真不搞假；
搞自己不搞別人；
搞大不搞小；
搞永久不搞一時。」
在弟的自我反省和對人的觀察中，幾乎每個人的一生，不是騙自己，就是騙別人，要不就是被別人騙。我是個經驗主義者，所要報告的每一句話，絕不認爲自己有學問而能教人，這不是謙虛，而是透過對自己的認識、了解與反省，所作的一種表白。人皆好爲人師，不論對與錯，都希望大家能接受自己的論點│我即真理、我即權威(人類曆史的荒謬，完全在此)。世界紛紛擾擾到今天，這實是人類根本問題之一。
人如果能夠反省到自己是活在濫用權威中，此人就實在是認識自己很深了。從廣泛的意義來說，每個人都在做權威意識和權威活動的奴隸。我舉最小的例子，大家就可以了解這一點，幾乎每一個做父母親的，都希望兒女能聽自己的話，而很少有父母親反省過自己的話是對的還是錯的？反過來說，也很少有兒女真正聽過父母親的話。現在社會中有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行爲：就是父母親自殺，拉著無從反抗的子女一起毀滅，是濫用權威到了極至……。
人常常將一種權力，當作權威而濫用，特別是將政治或經濟的權力化爲權威而濫用，而現在的文明，甚至將宗教也衍化爲一種表面上天覆地載的權威，形成在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非常奇特的「大百貨公司」。天主教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特裏薩修女說：「她心中只有愛」。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她連組織都不搞，何況假借宗教，實爲搞買賣的「百貨公司」。
西洋的帝國主義，從來就是將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甚至不合時宜的流痞文化結合在一起，當作侵略他國的權威。一個國家的政治戰略淩越普世價值的人文，甚或踐踏普世價值的人格，則政治和經濟一定會走向邪道的。民國初年袁世凱主張帝製，孫中山主張民國，兩者在政治戰略上，可謂南轅北轍，然而袁世凱的大將籌安會的楊度，因敬佩孫中山的人格，在日本得悉孫中山經濟窮困，卻將朋友賜與其的十萬大洋，分寄五萬給孫中山。
這就說明，人類在政治活動中，彼此戰略目標雖然不同，但真正的政治家，在人格表現上的高貴，絕對是相同的。
當今之世，各大國由經濟和政治權勢所構成的權威，若不受普世的人格價值來駕馭，那人類社會是絕對不可能安甯的。同時，當一個時代或社會陷入極度混亂的時候，真正有智慧具修養和膽識的人士，還是可爲悠悠蒼生效命的。中國五代十國，戰亂頻仍，其時馮道卻奉事五朝、八姓、十帝越叁十年，且安居相位。狼虎堆中好修行，馮道給了一個似乎可以參考的例子。至于一生謹慎的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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