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决人类社会问题在重建印度的唯识哲学
达摩书院 张尚德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
开场白
承邀来贵市作一次报告， 与台南市有很深的缘份。六十年前，即在嘉义以南当青年兵，军队时时移防，不是进入山区，就是移至海边，让我有机会亲自看到当时南部的老百姓朋友们，勤劳节俭而又和蔼可亲。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有一位台南市的结拜兄弟，名洪成完，他曾任台大数学系主任，我因只身在台大念书，常常缺钱，他就不时的把父亲给他的零用钱，分给我用。从这些点点滴滴的经验，我几十年前就体认到台南市朋友们的慷慨、同情与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热情。我还曾随营挖凿阿公店水库；一九八四年也曾在贵市宣扬唯识与天台宗哲学的湛然寺演讲，讲题是：「我看学佛」。同时，我常在该寺出版的《福田杂志》上刊登文章，更在台南市消防队刊物上，诚挚的肯定消防的警务朋友们，所从事的是圣者的志业。
四十年前，我与贵市市长许添财先生有过交往，当时，他还是大学部学生，即非常受文化大学创办人︱张晓峰先生的赏识与重视，请他作实习银行的负责人，我当时则担任张晓峰先生的《中国一周》周刊经理，常有所互动。在一段时间接触中，知道许市长做事极为认真负责，待人也很诚恳，未来一定能肩负社会更重大的责任……。
若干年来，我和许市长也经过长时期的白色恐怖，在人生悲欢离合中，所度过的种种，自有一番非比寻常的体悟。文化大学张其昀董事长，对当时的社会情势，有极深的理解，虽当过国民党的秘书长和教育部长，又是国防研究院的主任，他曾向 说过很重要的三句话：
一是「我对政治，失望透顶。」这是因政府阻止他举行国际华学会议。
另一句话则因弟被人诬告造反，政府不闻、不问、不抓、不关、不审，只是天罗地网般的监视。我被解聘后，请他帮忙，他说：
「大环境，由不得人。」
张先生说：「大环境，由不得人」，到现在已过四十年了，在 的认识上看来，目前人类的文明现况，更是由不得人，真证验了庄子所说的：「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张先生又曾对我说：「我之所以能办文化大学，是因为我一生留余地。」
人生在世，有许多事是由不得人的，但只要留余地，没有成见，就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人的思想，不是陷在主观的妄念，就是被困在客观的无知中，释迦牟尼佛信佛，韩愈却又反佛，反佛的结果，被皇帝贬谪，一被贬谪，便来一首自我解嘲的诗：
自 咏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政 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话说回来，在中国五代乱世中，有智慧的隐士陈搏看透了人性和人世的一切，于是就给别人留些「余地」，也正是给自己留「余地」，从而过着「野花啼鸟」的神仙生活。他有一首归隐的诗：
归 隐
「十年踪迹走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 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甛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人在许许多多的烦恼中，常常陷入困境，由于古今中外仍有一些君子、圣贤，为自己、为社会、为天地，留些余地，乃偶而在历史狂风暴雨的洪流中，出现风光明媚的世界。台湾的未来，只要大家静下心来，透过智慧、勤劳、节俭与坚忍，大家同舟共济的在一条船上，一同努力，珍惜自己，也怜爱他人，留些余地，在社会建设与人民生活各方面，绝对是可以进入风光明媚的大同世界的，须知悲己即所以悲人，悲人正所以悲己，风光明媚的世界，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台湾过去曾创造经济和民主「初步」的奇迹，让我们再一次创造高贵、深邃而又为人人喜悦的文化奇迹。
贰、演说的权威与立场
人常不自觉的活在自我恋的权威中，因此首先想和各位谈一下权威与立场。
释迦牟尼佛在《思益梵天所问经》中说：菩萨才能说法。 今天在这里向各位报告，解决整个人类的问题，要全面的在各方面建立唯识哲学。弟多年在民间授课，一生教书，在习气上养成东说西说。大部份高级知识分子，都喜欢把自己所思所想的，说出来告诉大家。从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大师、大学问家，在述说企图解决人类问题。我自己为人类一份子，年将八十，不要说天下国家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自己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我只不过以不解决为解决│彻底放下而已)。弟一生间接或亲自看到中国军阀混战、中日交恶、国共干戈……等等，大学时开始读哲学书典，同时在实际参学上，浸入禅门越五十年，再加上我十六岁来台湾以后，体验、经历或参与社会的种种变迁。因此，在这次报告中，希望透过实际的经验，向各位述说一点自己的反省与心得。
如果对我过去的一生，稍做一种纲领式的报告，可能有助于诸位对我这次的演讲，有更深一层同情性理解。我幼年丧母，因战乱国小未读四、五年级，初中读了一年多，十六岁随青年军来台，当了近六年的上等兵。自己努力自修，死背了二十个月，连数学都是背，因为不懂如何念，将cos2θ+sin2θ=1，背成：西欧也死两个蛋，和有罪的人(英文为sin)两个蛋，加起来等于一。
这时我寄住在表伯杨绵仲先生家，他一生为蒋介石找钱，做过财政部长，晚年却几近饿死，命也运也，曾国藩说：一切都是命。所以《礼记》说：存在即是命，唯识便强调要了脱命根子。
我的表伯听见我死背数学，就说：
「两个蛋加两个蛋等于四个蛋，你怎么搞成一个蛋呢？」
我回答说：「这个蛋不是你说的蛋。」
他继续说：「我看你会完蛋。」
我要借在这里的机会，公开深深的谢谢我的表伯，他当时虽然那样拮据，仍收留我在他家念书。就这样我才能于一九五五年进入台大哲学系。
在台大「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一个人常常在饥饿中，度过了七年……。
我研究所毕业后，入政工干校教马克思主义，干校称马克思主义为「匪党理论批判」，并在文化大学教授哲学，其后被解聘。因缘凑合又作了国民大会负责人谷正纲先生的英文机要秘书十二年，坐在他的办公室外，无所事事散散的读了十二年的书，真感谢谷先生。后来陈鼓应教授和陈婉真参与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选举，因陈教授所出的一本书《民主广场》中，谈到他是受我的影响，我便又失业了，这时我已四十八岁。随后，因参加南怀瑾先生的禅七，证到了自己一切的痛苦，原来是因为自己永远的「要」，人若什么都不要，一切放下，便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又失业后，在南老师怀瑾先生门下日夜追随学禅六年，同时担任十方丛林书院高研部主任。 他离台后，我便在苗栗山中修证「孤、寒、贫、露」，和一些道友一起恭读唯识典籍二十余年。想效法百丈大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门风格，便和许多本省朋友们，一同胼手胝足的建立起达摩书院。
弟的立场是：
「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不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
所以达摩书院有四句话：
「搞真不搞假；
搞自己不搞别人；
搞大不搞小；
搞永久不搞一时。」
在弟的自我反省和对人的观察中，几乎每个人的一生，不是骗自己，就是骗别人，要不就是被别人骗。我是个经验主义者，所要报告的每一句话，绝不认为自己有学问而能教人，这不是谦虚，而是透过对自己的认识、了解与反省，所作的一种表白。人皆好为人师，不论对与错，都希望大家能接受自己的论点│我即真理、我即权威(人类历史的荒谬，完全在此)。世界纷纷扰扰到今天，这实是人类根本问题之一。
人如果能够反省到自己是活在滥用权威中，此人就实在是认识自己很深了。从广泛的意义来说，每个人都在做权威意识和权威活动的奴隶。我举最小的例子，大家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几乎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希望儿女能听自己的话，而很少有父母亲反省过自己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反过来说，也很少有儿女真正听过父母亲的话。现在社会中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就是父母亲自杀，拉着无从反抗的子女一起毁灭，是滥用权威到了极至……。
人常常将一种权力，当作权威而滥用，特别是将政治或经济的权力化为权威而滥用，而现在的文明，甚至将宗教也衍化为一种表面上天覆地载的权威，形成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非常奇特的「大百货公司」。天主教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里萨修女说：「她心中只有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她连组织都不搞，何况假借宗教，实为搞买卖的「百货公司」。
西洋的帝国主义，从来就是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甚至不合时宜的流痞文化结合在一起，当作侵略他国的权威。一个国家的政治战略凌越普世价值的人文，甚或践踏普世价值的人格，则政治和经济一定会走向邪道的。民国初年袁世凯主张帝制，孙中山主张民国，两者在政治战略上，可谓南辕北辙，然而袁世凯的大将筹安会的杨度，因敬佩孙中山的人格，在日本得悉孙中山经济穷困，却将朋友赐与其的十万大洋，分寄五万给孙中山。
这就说明，人类在政治活动中，彼此战略目标虽然不同，但真正的政治家，在人格表现上的高贵，绝对是相同的。
当今之世，各大国由经济和政治权势所构成的权威，若不受普世的人格价值来驾驭，那人类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安宁的。同时，当一个时代或社会陷入极度混乱的时候，真正有智慧具修养和胆识的人士，还是可为悠悠苍生效命的。中国五代十国，战乱频仍，其时冯道却奉事五朝、八姓、十帝越三十年，且安居相位。狼虎堆中好修行，冯道给了一个似乎可以参考的例子。至于一生谨慎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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