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禅门“异端”——关于临济三峰宗的几点研究

　　编辑：修明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南宋以后，禅宗发展趋于衰微。宗门一事，始终是曲高和寡，难见好酬唱。但在明万历至清雍正时期的一百多年间，禅宗曾复兴过一段时间。且一些禅门有识之士，并不满足于当时的复兴状况，而是想彻底地正本清源，溯古追风，或是推陈出新，力标异说，其旨皆为挽救禅宗衰微之狂澜，赋予禅宗以新的生命力。江浙、湖南一带盛行的“异端”——三峰宗派，就是当时禅门的一枝独秀，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作者认为，明末清初的禅宗复兴，难免流于一种泡沫现象，但在这种复兴现象中展现出来的新丛林价值观念和某些禅学形式的再度演变问题，却标志着禅宗某个层面的继续向前发展，而不是像某些史家眼中的禅宗进一步没落的标志。本文以现有的相关三峰宗资料为契机，一方面，对历代以来鲜为人研究的三峰宗作一个系统的历史性回顾与梳理；另一方面，通过对三峰宗创始人汉月法藏、三峰宗的独特禅法，以及三峰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师承”问题、“法诤”问题、三峰宗被批判被打击乃至被清雍正帝取缔等现象的或深或浅分析，试着窥探明末清初禅宗内部丛林价值观念的一些转变实质，以及对当时出现的新禅学形式作一个与当今某些史家不相同的历史评估。

　　关键词：三峰宗 汉月 圆悟 法诤 禅法

　　引 言

　　著名禅宗编年史，清康熙年间纪荫著的《宗统编年》，曾这样评介过宋明禅宗的兴衰状况：

　　自宋高宗丁巳绍兴七年，至明神庙甲寅万历四十二年，凡四百七十八年，其间正宗法脉，时隆时污，大道机宜，若显若晦……高峰、中峰之冷严而蹈晦，万松、雪庭之圆敏以精特，皆所以深培厚蓄而启隆隆振振之绪于未艾。[1]

　　又云：

　　启祯(明天启崇祯)之间禅风以天童、三峰两祖而大振，为先后左右者，云栖、紫柏、憨山三大士而外，有真寂印，鹅湖心，仪峰象，无念有诸公，为之防闲提擎，所以数十年来，令行吴越，几欲复追唐宋盛时。[2]

　　纪荫云明代禅宗几复追唐宋之盛，未免言过其实。但他指出禅宗在南宋的滑坡，在明崇祯间的重振，以及宋明时期出现的禅门龙象人物，基本是属实的。谈及明代佛教，世人往往多以云栖、紫柏、憨山、蕅益四人为代表，称之为明末“四大高僧”。与四大高僧之盛名相比，生活于差不多同时期的天童圆悟和三峰法藏，在今世的知名度却是相对落漠。而我们翻开大正藏、卍续藏、嘉兴藏等藏经，看诸多与明代有关的佛教史书、语录、专论、墓志、塔铭等资料，可以发现，“四大高僧”之盛名并不在于禅，而圆悟与法藏却是禅宗的挑大梁人物。明代，禅宗依然是佛教的主流，圆悟与法藏两家在当时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正如纪荫所云“启祯间禅风以天童、三峰两祖而大振”，与“四大高僧”相比，其时代影响，特别是禅宗方面的时代影响，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童圆悟与三峰法藏，在其所处时代佛教中的巨大影响，有史为证。所以，谈明代佛教，不可不讲圆悟与法藏，讲圆悟与法藏，又不可不大泼笔墨。天童圆悟的时代影响，作者在本文暂且不论。至于三峰法藏，是当时禅门泰斗、临济宗代表僧人密云圆悟的得意法席继承者，曾创立临济三峰宗派，势力范围延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一带，繁荣昌盛一时。一百多年后，由于受到清世宗雍正的皇权打击才彻底烟消云散。法藏是位争议性极大的人物，生前人们对之褒贬不一，死后也不得安宁。三峰本人被称为叛师背道之魔藏，三峰之法被斥为魔法，三峰之宗被视为魔宗，三峰之门人被贬为魔子魔孙，其师天童圆悟与同门对之一辟再辟，直到被雍正辟得支离破碎、绝子绝孙为止。那么，法藏到底是什么人？三峰宗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峰宗派一方面欣欣向荣，受到大批僧俗信众的奉行，一方面又在禅门中恩怨难断，甚至受到帝王政权的干预。那么，三峰宗的历代中流砥柱人物到底是法门龙象还是一代佛门枭雄？三峰法门到底有何特色，能蒙受如此极端的两种反响？三峰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历史现象，诸如“师承”、“法诤”、被雍正“取缔”等问题，又反映了明清佛教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问题？由三峰宗衍生出的新丛林价值观与其禅法价值取向，对当时禅宗的发展与今天禅宗现状，值得我们去思考些什么？等等，本文将在对三峰宗的整体历史回顾与梳理中，一并探讨与适当地回应这些疑点。

　　一般来说，现代人撰写的佛教通史，都会提到三峰法藏和他创立的三峰宗派。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版的相关著作，关于法藏与三峰宗的笔墨已逐渐增多。但有关三峰宗派的专题论著，还是比较少。作者目前知道的有：八十年代日本人长谷部幽蹊著的《三峰一门的隆替》，1996年台湾连瑞枝著的《汉月法藏(1573～1635)与晚明三峰宗派的建立》和1998年台湾见一法师著的《汉月法藏之禅法研究》三篇文章。本文除参考这些现代人的研究成果外，主要是大量运用《卍续藏》、《嘉兴藏》和《中国佛寺志》、《四部丛刊》等中的关于三峰宗的原始资料。像《卍续藏》中的《五灯全书》、《辟妄救略说》、《御制拣魔辨异录》、《五宗原》、《宗统编年》、《憨山大师梦游集》等，《嘉兴藏》中的《三峰藏和尚语录》、《密云禅师语录》、《天隐和尚语录》、《南狱继起和尚语录》、《南狱单传记》等，《中国佛寺志》中的《吴都法乘》、《邓尉山圣恩寺志》等，《梨洲遗著汇刊》中的《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四部丛刊》中的《灵隐具德和尚塔铭》等，都是作者的重要资料源泉。特别是《嘉兴藏》，收藏了明清时期的大量禅宗资料，除了包括三峰宗本身的某些论著、语录、年谱外，还有与三峰宗同时代人物的许多语录、著作，其中不乏间或提及三峰宗之处，都是本文研究工作中的宝贵佐证资料来源。

　　一 汉月法藏与他的“师人”“师法”因缘

　　(一) 二十八岁以前的汉月

　　汉月法藏，明末著名临济宗僧人。俗姓苏，江苏无锡人。字汉月，又字于密，法藏是其号，晚年又自号天山。出生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崇祯八年(1635年)卒。因悟道和最初弘法皆在常熟三峰山，世人多以三峰和尚称之。汉月十五岁(1587年)正式投归佛门，入家乡德庆院做行童，十九岁(1591年)剃发受度。[3]父亲镜湖居士是地方一隐儒，常以《孟子》等儒典教授门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慧，汉月很小就对儒学有所会意，以致五岁剥栗欲食之间，“闻父先生为门下讲孟子至浩然之气”时，竟“投栗而起，神思慨然”。[4]少年时代的儒学熏陶对汉月的成长，影响非常大。因此，出家后的汉月，不管是个人行径，还是丛林观念乃至禅学思想，无不烙上儒学的影子。而且，二十四岁以前的汉月，对儒学的研究与弘传更甚于佛学。年纪轻轻就以研习《周易》、《河图》、《洛书》名噪当地，并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参同契》教授门人。其《年谱》中说道：

　　和尚二十三岁，徧发笥中书读之，于古经训，各有参同。而犹研虑于易，推高发隐，穷赜析微，粘河图洛书于壁。尝语人曰：“十河九洛，象教总持，须从无文字道理处求之直指”。钱公一本自任易学，与梁谿顾端文、高忠宪诸先生，倡道东南，品衡海内，见和尚后，贻书曰：“见公如见麟凤”。后《论(语)》、《孟(子)》、《参同(契)》、《(大)学》、《(中)庸》究授门人梵伊致，已行世。五经、《参同(契)》授门人恽日初。[5]

　　顾端文、高忠宪即是顾宪成和高攀龙，二人乃著名东林党领袖，钱一本是东林讲席，三人皆明末大名儒。东林学说以反对王学末流之士谈空说玄、引儒入禅的浮华学风，提倡治国济世的务实之学而出名。他们对佛教并无多少好感，顾氏曾著驳佛学之非的《质疑》等文，不仅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还认为佛教推崇“无”是“要混沌天地，灭绝万物”，否定世界上确有的“道性善”。[6]像这样尊儒贬佛的大名士能够称赞佛门中的汉月为“麟凤”，足以证明汉月的儒学修养水平和在当时的儒学知名度。当然，汉月法藏这一阶段倾心于儒学，与1594年乡人顾宪成革职回无锡，同钱一本、高攀龙等讲儒习儒、议论朝政、评品人物，引起朝士竞相应和的社会大潮流也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汉月因儒学与士大夫频频往来，在佛学上也与士大夫讨论颇多，《楞严经》、《圆觉经》是他们常讨论的对象。汉月往往会通儒释，时有高论异见阐发，《拣异》上下二篇就是他当时会通儒释的著作。[7]由于与士大夫的频繁交往，其在社会上的影响是越来越大。其《年谱》述二十七岁(1599年)事迹时，有句话说：“是时和尚名益高，四方士大夫问道者履交错，晋陵梁谿道学渊薮，和尚左提右挈，儒释驰骤”。[8]门前问道盛况如此，可见其名声之大。但是，品衡儒典，笑谈佛理，并没有让汉月的内心世界充实起来，二十八岁(1600年)的汉月深深意识到：“宗乘中事，我自问理会也理会得，说也说得，只是一事未在，敌他生死不得”。[9]大事不明，生死未了，宗门开悟之事，终是汉月心中的一大疙瘩，惆怅不已的汉月于是决定行脚参访，从此走上了他的另一段人生历程。

　　(二) 汉月的“师人”因缘与“师法”悟道过程

　　1、悟前与莲池袾宏的因缘

　　汉月自二十八岁(1600年)感宗门一事未明，开始行脚参访后，历访双径寒灰、白云虚公、无欲老人、禹门传和尚等，遗憾的是，不是心无所契就是无缘会面。在行脚的同时，汉月一方面也寻求受大戒的因缘。二十九岁(1601年)时第一次走云栖向莲池大师乞受大戒，时莲池以“朝廷戒坛未开”为由辞，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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