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與道家(上)
南懷瑾
上冊目錄：
前言
第一部 禅宗與佛學
一、佛學與中國文化的因緣
二、佛學內容簡介
叁、禅宗概要
四、禅宗叢林製度與中國文化教育的精神
前言
去秋今春，兩度應劉白、先生之約，在政大教育研究所講述道佛兩家學術思想與中國文化。初擬以最短時間，有限範圍畢其事。敦知言難局約，枨觸多端，繁蕪散漫不得中止。兩次講辭之半，又經《大華晚報》披露，致使愛憎之者，函電催梓全文，欲了知其究竟。秋初白如先生遠遊前夕，猶以速印爲辭。且楊管北先生亦願印贈送本叁千冊，樂爲之助。乃冒溽暑深宵，匆匆整理講稿付梓，纰漏錯謬，情多惶恐。居常有意貫串儒釋道叁家源流，敘述其與中國文化上下數千年之通論，然默計時間與篇章，若非盡多年之力，窮數百萬言之辭，難概其要。自忖學養未逮，動遭悔咎。況人事叢脞，日不暇給。每又爲之辍止。傥天假以年，或于晚歲成之，亦未可必也。本書所述，僅舉其端倪，就正大雅而已。且在酷熱清稿其中，適逢內外諸多障難，幸而有成，實得力于林登飛、湯宜莊、徐芹庭、孫毓芹、宋今人、湯珊先諸君之力，並此致謝，以志念也。
一九七八年歲次戊申中秋南懷瑾志
第一部 禅宗與佛學
一、佛學與中國文化的因緣
講到佛學與中國文化曆史的因緣，首當提出中國文化的界說，分爲叁大階段。第一階段：自叁代前後，中國傳統文化淵源以伏羲畫八卦而建立《易經》天人之際的文化爲基礎，是屬于原始的、質樸的、科學而哲學的文化；經過夏、商、周叁代的演進，便形成以易、禮爲中心的天人思想。第二階段：由于傳統文化的分化，到周、秦之際，産生諸子百家學術思想互爲異同的天下，複經秦、漢前後的演變，漸次形成儒、道、墨叁家學說思想特立獨出的形態。第叁階段：再經魏、晉、南北朝的演變，産生隋、唐以後儒、釋、道叁家鼎峙，隨時變易互爲興衰的局面。從此曆宋、元、明、清，講到中國文化，便以儒、釋、道叁家並舉爲其中堅代表。好像中國的地理河流，北有黃河，中有長江，南有珠江流域，綜羅交織而灌溉滋茂了中國文化生命。所以講到中國文化，實在不可偏舉，我們身爲中國人，更不能不了解自己文化的真象。尤其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與西方文化哲學，基本大有不同；如果說中國．有哲學思想，卻不是獨立的專科，中國的哲學，素來是文(文學)哲不分，文史不分，學用不分，無論研究中國哲學或佛學，它與曆史、文學、哲學、爲政四門，始終無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學，與宗教、科學和實際的政治思想，不能脫離關系，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以上所舉，要知秦、漢以後，儒、道兩家學說思想的互相隆替，以及佛教文化輸入的前因後果，便須了解兩漢思想學術演變的原因：兩漢的學術思想，始終是儒、道兩家思想的天下；墨家思想在漢初已經融化爲儒、道的附庸，並無特立的藩籬。西漢初期，因爲政治領導與社會的趨勢，道家思想最爲流行，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完全傾向道家黃、老之術，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漢初政治原則上的必然趨勢。從此道家學術思想，便在中國曆史上形成一個定則，凡當撥亂反正的時代，必定需用道家學術的領導，到了天下太平，便“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個原因，留待講述道教學術時，再加說明。西漢以來，因爲道家學術思想的盛行，于是法家、陰陽家、雜家等思想，也都托足道家門庭，依草附木而欣欣向榮，及其流弊所致，便造成西漢陰陽家的五德終始，以及谶緯(機樣)的迷信風氣，王莽的叛亂、光武的中興、漢末叁國的局面，無一不在谶緯的觀念中而構成政治治亂的心理因素；因而有漢末道家的隱士思想，與墨家變相的遊俠思想結合，産生道教的雛形，便與佛教學說互相推排，而又互相融化。
同時兩漢學術思想，自經漢武帝與董仲舒輩的提倡，“罷黜百家，一尊于儒”，使孔、孟、荀以來之儒家思想，一變而爲兩漢經師儒家的天下，于是訓诂、注疏與各主一家的傳經風氣，彌漫朝野，由學術思想的權威經師、博士、與選舉孝廉、拔用賢良方正的製度互相交錯，而造成東漢後期的世家閥閱(門第)的弊端，以致形成黨銅之禍，使學術思想與政治因素，互爲表裏而促成政治社會的亂源。漢初承戰國與秦室的變亂，文化學術凋蔽已盡，西漢傳經與注疏的工作，實在甚爲重要。但自東漢末期，注疏傳經，已經流于支離繁瑣，藉此從事學問而博取功名，則爲唯一工具，如要真實尋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奧義，已如強弩之末，勢已不能透過紙背了；所以兩漢學術，一到叁國階段，便相當空泛而黯淡，恰在這個時期，佛教學術思想，挾新穎玄奧的哲學，源源輸入，因此而形成魏、晉、南北朝學術思想的形態。
關于魏、晉、南北朝文化的頹廢與新運，一般多歸過于叁玄之學的勃興，與清談風氣的腐敗。其實，如果了解兩漢曆史文化的演變，對叁玄之學與清談興起的原因，就不會倭過于少數讀書人，如何晏、王弼之流了。在中國曆史上領導學術思想的轉變，少數有識之士，固然可以開創風氣，但真實形成力量的，仍然屬于實際政治的領導人物，孔子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固然是如此，後世領導方向的正確與否，還是不能例外；初唐君臣，領導學術思想，面啓發佛、道兩教，宋初君臣，領導儒家而産生理學，後來明、清兩代，無一而不如此，所以說學術風氣的轉移，在于一、二人者，決不是少數坐議立談空言之士可以做得到的。總之，魏、晉叁玄之學與清談風氣的形成，它的偏向，既不是老、莊思想的罪過，也不是佛學般若談空說妙的錯誤，細讀曆史，便知是由于魏武(曹操)父子(曹丕、曹植)的文學情調所影響，何晏、王弼都是少年貴族，持寵氣驕，既不能從事挈靜精微的學問，又不能作疏通知遠的工夫，而以老、莊思想的風流外表，互爲叁玄注解，那是文學的哲學的必然結果，所以從純粹的哲學立場看魏、晉、南北朝的思想，除了佛學以外，所謂叁玄之學，只是文學的哲學而已，由玄學再變而有清談的風氣，由清談而造成無用之用，置天下國家事于風花雪月之間，那是勢所必然的結果。
同時，佛教學術思想，又因兩晉、南北朝西捶氏族的崛起，互相爭霸而入主中原，于是推波助瀾而使佛學東來的洪流，源源不絕，因而奠定隋、唐之間中國佛教，與中國佛學成長的根基。或有認爲南北朝間佛學的輸入，是憑藉西捶氏族的武力入侵而注入，等于清朝末期西方宗教向中國的傳教情形一樣，這個問題，在中國曆史資料上，非常明白，不可混爲一談。事實上，南北朝之間西捶氏族的入侵，因爲他們文化根基過于淺薄，本來便毫無文化思想可言，與宗教政治，更不相幹，只是一種盲目的凶頑殘賊而已，後來如石燕、姚秦的作爲，全賴感染佛教的教化，而稍戢其淫威，他如北魏的情形，更因受到佛學的熏陶，而融會接受儒、道二家文化的結果，那是史有明文，毋庸爭議了。總之，南北朝的佛學，因爲與中國儒、道兩家文化的互相融會，奠定隋、唐以後中國文化與中國佛學勃興的階段，西域來中國的名僧如佛圖澄、鸠摩羅什等人，無一不是英睿特出之士，而畢生致力于佛學文化事業，對中國文化思想的貢獻，都是功不可渦，無可厚非。
此外，在人物方面，如因譯經事業的關系，發明中國的音韻之學，便有以此名家的沈約，因佛學的譯述而啓發文法，即有著作《文心雕龍》的劉勰，又如雲岡石窟，與唐代敦煌壁畫，以及音樂、詩歌、藝術等等的發達，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但必須記得，自東漢以來到隋、唐之間，由印度佛教思想吸收成爲中國文化的佛學，其間經曆艱難困苦，錯綜複雜的過程，約有四五百年的時間，才形成唐代的文化。溫故而知新，現在要談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雖然時移勢易，加上現代科學工具的發達，但無論如何，也不是在短時期內，或一個世紀中便可望其成就的，所以我們生在這一時期的知識青年，對于當前中國文化的趨勢，與自身所負國家民族曆史文化的責任，更須有所警惕而加倍努力。
至于隋、唐以後，儒、釋、道叁家學術陣容的形成，當然有其曆史背景，遠因已如上述，近因則另有新的面目二(1)由于唐室李氏宗親的關系，自唐太宗以來，自诏定道教爲國教，尊奉李老君爲教主，因此而奠定道教在唐代政教上的根基。(2)又因爲唐室君臣，醉心佛學，故雖尊奉道教，實則佛、道並重，但在人事地位上，略加分別而已。(3)自初唐開國將相，多數爲文中子王通的門人。而王通講學，對于儒、釋、道叁家學說思想，擇其善者而從之，素來不分畛域，因此，一般讀書人，號稱儒者的知識分子，多已有儒、佛不分，儒、道無別的學術思想；即使如中唐以後，一位得力于墨家，而以文章名世，號稱爲儒家正統的韓愈，雖鬧過史稱排佛的大事，其實，還是後人正反雙方的渲染過度，細讀韓愈排佛的文章，與曆史的事實，他當時只是對于佛教製度，與某一類佛教徒的不滿，並非對佛學本身多有攻擊。而且自韓愈以後，直到宋、元、明、清幾代理學家們的儒者，排斥佛教最力的理由，就是說它廢棄倫常，無父無君的出家製度，此外，少數有關佛學的批評，到底都是門外漢的外行話，無足輕重。如從深入的角度來看，韓愈排佛，于佛教毫無損失，所以當代名僧禅德，極少出來說話，真正打擊宗教本身的，往往出于宗教徒的自身，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例，凡爲任何宗教的人士，應當深省。
唐代佛學的勃興，影響中國文化每一部門，真到後世而普及日本與東方各國，約有叁大原因：(1)由于天下太平，社會安定。佛教人才輩起，創立中國佛學各宗義理，因此而普遍影響唐代的中國文教。(2)因南頓北漸的禅宗風氣，普遍宏開，唐代文學與所有文化學術，如蜜人水，如鹽加味，隨處充滿禅意的生機，同時因百丈禅師創立叢林的寺院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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