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史》
编者序
圣严师父《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日韩佛教史略》等三册大作，原本为一合订精装巨着，书名《世界佛教通史》(上)，由法鼓文化的前身，东初出版社于一九六九年发行问世。
由于师父精严的学术背景，厚实的修证工夫，广博的教育理念，与深切的菩提悲愿，成就了本书的涵盖面与独特性。其内容深入浅出，史料完整丰富，考证精确详实，文笔优美流畅，普遍受到教内外大众的喜欢，并且也深获学术界的重视好评，在同类著作中，诚为相当稀有难得。因之本书也多次再版，并于一九九三年收录于《法鼓全集》当中。
《通史》原书严谨有序，条理井然，即使分章阅读，也可视为三本结构完整的著作。法鼓文化一方面因应众多读者的热烈回响，另方面也鉴于时代的变迁以及阅读的方便，于是将之重新整理编订，依地区分为三册，以平装本的面貌与大众见面，务求满足读者阅读上的多元需求。
圣严师父曾说，要想对这个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的宗教做宏观性的了解，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是最好不过了。佛教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印度，在因缘的变化流转中，有部派佛教的分裂、大乘佛教的开展，有与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结合后所呈现出的特色。这不仅只是一个宗教的发展过程，它真正的意义在于这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从丰富的客观史料着手，加上师父独特的文笔见地，这是一套结合了历史、哲学、宗教与文学的好书。全书以社会环境与时代变迁为背景，以教团活动及教理思想做经纬，不但有佛教徒必须具备的智识，也适合社会各阶层人士研究阅读，不论是任何背景的读者，相信都将有满意会心的收获。
一九九七年仲夏，惭愧弟子张元隆恭写于农禅寺
第一章 西藏的历史与环境
第一节 西藏的历史
西藏的名称
西藏民族的古代史，不甚了然，唯由中国内地古史记载中可获一些消息。据舜窜三苗于三危的传说，是汉民族借着征伐苗族，进入藏地，而开汉藏两族交往的端绪。但其真正的历史记载，应从唐朝开始，西藏才与内地接触。据《新唐书．吐蕃传》上说：吐蕃本系羌族的一支，初有百五十余种，散处河涅江泯间，内有发羌唐旄，居析支水西，祖名鹘提勃悉野，稍并诸羌，据其地。发蕃声近，故其子孙称为吐蕃而姓勃窣野。据《旧唐书》「吐蕃」条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寞不知所出也；或谓其系南凉突发利鹿孤之后裔，由突发转音为吐蕃。若以地理形势而言，吐蕃当为羌族的后代，因在今之青海的羌族中有一名为「卭」的支系，乃在秦献公时率其部族而南，出赐支河西达数千里；该族大抵在南北朝时代，即以现在的拉萨为中心而建立了吐蕃王国，唯其仍不通于中原。
到了唐太宗时，吐蕃势力强大，中国史书始有吐蕃的记载。元宪宗时，以忽必烈的武功，西藏遂入其版图之内，称之为土蕃或西蕃。迄明太祖既定天下，时称土蕃为乌斯藏，这是由于元朝在土蕃地方建立的行政机构，计有乌斯藏、纳里迷、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而来。乌斯两字的西藏发音是「卫」(Usu)，故又名为卫藏。乌斯之意为中心，藏(Tsang)的意思是清净，乌斯藏即是清净中心，是佛国净土的意思。此乃是拉萨地方的一个州名，因为这个州的地理位置是在中国本土之西陲，故到清朝，即名为西藏了，其意是西方净土。
因此，藏人自称其族为「伯特」(Bod)，称其地为Bod-(kyi)yul，西洋人称西藏为Tibet，我们又译为「图伯特」或「土伯特」。其中原因是出于转音的关系，西藏人将「蕃」字读成「伯特」(Bod)，伯特是佛陀国的意思。中国唐代何以要在蕃字上加一个吐字，迄今未有定说，根据《旧唐书》及梵文的藏地古史，称其民为「突发利鹿孤子孙」，也许由此「突」字转成的。然至元代以蒙语呼吐蕃，便成了图伯特或土伯特，原音为Tobed，所以西洋人就译成了Tibet。可见转了数转，仍系基于西藏人自称的佛陀国而来。
以此考察，《新唐书》说的由发羌的发字转为蕃字，又成了问题。据转音考察，由佛陀(Buddha)读为西藏的伯特(Bod)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梵语称西藏为仆咤(Bhota)，唯其吐蕃之名始用于唐初，佛教传入西藏的有史可考者，也在唐初，藏人究于何时开始自称为佛国，这就不易查考了。但它另有「雪有国」(Gans-Can-Yul)，「雪谷国」(Gans-Ljons-Yul)，及「赤面」(Gdon-Dmar)等名称。
元朝以前的西藏
唐朝以前的西藏，虽有王国的成立，却是部落性质的局面，尚未能够统一，至西藏王统第三十世之时，弃宗弄赞(即松赞刚布Sroṅ-btsan-sgam-po)王即位，藏族始因武力强盛而有大作为，甚至常寇唐土的边疆，彼此交战，时有所闻。唐太宗终以联婚方式，争取西陲和平，将宗女文成公主于贞观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年)下嫁藏王。在此稍前，藏王已以同一方式娶了尼泊尔国王女波利库姬(Bhrkuti)，当时西藏的国势之盛，可以想见。由于两位外国公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都是来自文化很高的国土，故从此时开始，藏王接受了两妃之劝，由汉土及印度请僧伽到西藏弘法，并派大臣端美三菩提(Thon-mi-saṃbhoṭa)等十六人赴印度留学，返藏后即以梵文(Deva nāgari)为基础，创造藏文字母，翻译佛典，藏王亦亲自学习藏文的使用，自此，西藏进入了文明时代。
唐睿宗景云元年(西元七一○年)，唐朝又以金城公主下嫁西藏王统第三十五世藏王弃隶蹜赞。当时汉藏间虽仍不断构兵，公主对和平工作确也做得不少，在文化方面也将汉文的《毛诗》、《春秋》、《礼记》等书，输入了西藏。往后于唐德宗建中四年(西元七八三年)及唐穆宗长庆元年(西元八二一年)，唐与吐蕃两度订盟，刻有碑文，现在存于布达拉宫前的「甥舅联盟碑」，即为长庆年间所立。
唐文宗开成三年(西元八三八年)，西藏王统第三十九世朗达磨为赞普(藏王)，这是一位信奉原始棒教的王，所以大肆摧灭佛法，故至唐武宗会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乞离胡为藏王之时，佛法已摧灭殆尽，西藏政局亦陷于分崩状态，此后百年之中，西藏的史事，入于黑暗。由于唐朝也日近衰亡，继起的宋朝国力，又远逊于唐，故与西藏关系中断，史书亦无何著录了。
臣服蒙古以后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西藏即成其领土之一部。蒙哥汗时，遣其弟忽必烈南征，元宪宗三年(西元一二五三年)克大理，并控制东部西藏；忽必烈继蒙哥汗为大汗之后，又于元世祖至元九年(西元一二七二年)遣平西王阿鲁赤征西蕃，使藏人更进一步的臣服蒙古。忽必烈深知藏人勇猛善战，不易仅以武力征服，故以藏人所信的佛教加以羁縻，恩遇萨迦派的第四祖大喇嘛萨迦班智达(Sakya Pandita)，以取悦藏人的内向心。
其时，萨迦班智达又派他的侄儿发思巴(又称八思巴、帕思巴 ḤPhagspa)至蒙古，被忽必烈尊为国师，封为DB法王，他制造蒙古新字，主持宣政院，总摄天下佛教及康藏政务。发思巴是喇嘛教萨迦派的第五祖，自此以后，即开西藏政教合一的基础，西藏法王兼为藏王。
西藏与印度毗邻，当回教征服印度之后，曾于元顺帝至元三年至四年(西元一三三七─一三三八年)，由马立克尼克比(Malik Nikpai)统骑兵十万及大量步兵，入侵西藏，结果为高原风雨所阻，疫疠流行，以致全军覆灭。
但至元朝末叶，西藏政权渐由萨迦派转入帕克木都(Phagmo-du)之手，后即成为藏王。
明朝建国之后，对于西藏一如元代旧章。明成祖永乐四年(西元一四○六年)，封迦举派的哈立嘛(Halima)为DB法王，十一年封萨迦派的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明宣宗宣德九年(西元一四三四年)，又封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为大慈法王。
西藏佛教的分派，当在另章介绍。以上所说的宗喀巴，是黄教的创始者，称为格鲁派。宗喀巴圆寂后，由其弟子二人以转世方式，分别掌领卫(前藏)、藏(后藏)，那便是达赖与班禅。唯其政权之取得，系在第三世达赖之时，因得蒙古阿尔坦汗(《明史》称为俺答汗)的崇信，支持他成为西藏政教的领袖。到了明朝式微之际，又由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于明庄烈帝崇祯十五年(西元一六四二年)入藏，协助黄教领袖，废除在后藏维持红教的藏巴汗，平服了一切反对力量之后，固始汗留其一子驻藏，他又返回青海。自是，蒙古与西藏之间，非但在宗教上同一信仰，政治及地理上也有紧密的关系，且蒙古诸汗也均以黄教的保护者自居。
清朝在西藏主权之确立
西藏本为中华民族的一支，迄今的藏人也不以他们是印度人。但自唐朝开始与内地接触交往，固不绝于史，西藏却从未属于主权中国的一环。直到满清兴起，先将内蒙置于其势力之下，因此而得与固始汗往还及达赖喇嘛的入朝(清世祖顺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且由于满清皇帝对黄教之信仰及对达赖五世之优遇，曾使外蒙古亦因之内附。
及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第五世达赖圆寂，权臣第巴桑节，密不发丧，在十四年间，一面暗中联络西蒙古的准噶尔汗噶尔丹，一面对清廷拖延。当五世达赖已圆寂的消息传出后，桑节便宣布第六世达赖亦已寻获，名为罗卜藏仁清札阳嘉穆错。于是，固始汗之孙拉藏汗以桑节作伪，故另立伊西嘉穆错为六世达赖，并将桑节擒而杀之。如此一来又引来西蒙古准噶尔汗的干涉，而将拉藏汗袭杀，另立达赖六世，到了康熙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年)，始由清廷以大军平定了此一乱事，以拉藏汗的旧臣康济鼐及颇罗鼐二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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