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史》
編者序
聖嚴師父《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日韓佛教史略》等叁冊大作，原本爲一合訂精裝巨著，書名《世界佛教通史》(上)，由法鼓文化的前身，東初出版社于一九六九年發行問世。
由于師父精嚴的學術背景，厚實的修證工夫，廣博的教育理念，與深切的菩提悲願，成就了本書的涵蓋面與獨特性。其內容深入淺出，史料完整豐富，考證精確詳實，文筆優美流暢，普遍受到教內外大衆的喜歡，並且也深獲學術界的重視好評，在同類著作中，誠爲相當稀有難得。因之本書也多次再版，並于一九九叁年收錄于《法鼓全集》當中。
《通史》原書嚴謹有序，條理井然，即使分章閱讀，也可視爲叁本結構完整的著作。法鼓文化一方面因應衆多讀者的熱烈回響，另方面也鑒于時代的變遷以及閱讀的方便，于是將之重新整理編訂，依地區分爲叁冊，以平裝本的面貌與大衆見面，務求滿足讀者閱讀上的多元需求。
聖嚴師父曾說，要想對這個源遠流長又博大精深的宗教做宏觀性的了解，從曆史的角度切入是最好不過了。佛教發源于兩千多年前的印度，在因緣的變化流轉中，有部派佛教的分裂、大乘佛教的開展，有與各個不同民族文化結合後所呈現出的特色。這不僅只是一個宗教的發展過程，它真正的意義在于這是人類文化、思想史上的裏程碑。
從豐富的客觀史料著手，加上師父獨特的文筆見地，這是一套結合了曆史、哲學、宗教與文學的好書。全書以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遷爲背景，以教團活動及教理思想做經緯，不但有佛教徒必須具備的智識，也適合社會各階層人士研究閱讀，不論是任何背景的讀者，相信都將有滿意會心的收獲。
一九九七年仲夏，慚愧弟子張元隆恭寫于農禅寺
第一章 西藏的曆史與環境
第一節 西藏的曆史
西藏的名稱
西藏民族的古代史，不甚了然，唯由中國內地古史記載中可獲一些消息。據舜竄叁苗于叁危的傳說，是漢民族借著征伐苗族，進入藏地，而開漢藏兩族交往的端緒。但其真正的曆史記載，應從唐朝開始，西藏才與內地接觸。據《新唐書．吐蕃傳》上說：吐蕃本系羌族的一支，初有百五十余種，散處河涅江泯間，內有發羌唐旄，居析支水西，祖名鹘提勃悉野，稍並諸羌，據其地。發蕃聲近，故其子孫稱爲吐蕃而姓勃窣野。據《舊唐書》「吐蕃」條稱：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裏，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寞不知所出也；或謂其系南涼突發利鹿孤之後裔，由突發轉音爲吐蕃。若以地理形勢而言，吐蕃當爲羌族的後代，因在今之青海的羌族中有一名爲「卭」的支系，乃在秦獻公時率其部族而南，出賜支河西達數千裏；該族大抵在南北朝時代，即以現在的拉薩爲中心而建立了吐蕃王國，唯其仍不通于中原。
到了唐太宗時，吐蕃勢力強大，中國史書始有吐蕃的記載。元憲宗時，以忽必烈的武功，西藏遂入其版圖之內，稱之爲土蕃或西蕃。迄明太祖既定天下，時稱土蕃爲烏斯藏，這是由于元朝在土蕃地方建立的行政機構，計有烏斯藏、納裏迷、古魯孫等叁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而來。烏斯兩字的西藏發音是「衛」(Usu)，故又名爲衛藏。烏斯之意爲中心，藏(Tsang)的意思是清淨，烏斯藏即是清淨中心，是佛國淨土的意思。此乃是拉薩地方的一個州名，因爲這個州的地理位置是在中國本土之西陲，故到清朝，即名爲西藏了，其意是西方淨土。
因此，藏人自稱其族爲「伯特」(Bod)，稱其地爲Bod-(kyi)yul，西洋人稱西藏爲Tibet，我們又譯爲「圖伯特」或「土伯特」。其中原因是出于轉音的關系，西藏人將「蕃」字讀成「伯特」(Bod)，伯特是佛陀國的意思。中國唐代何以要在蕃字上加一個吐字，迄今未有定說，根據《舊唐書》及梵文的藏地古史，稱其民爲「突發利鹿孤子孫」，也許由此「突」字轉成的。然至元代以蒙語呼吐蕃，便成了圖伯特或土伯特，原音爲Tobed，所以西洋人就譯成了Tibet。可見轉了數轉，仍系基于西藏人自稱的佛陀國而來。
以此考察，《新唐書》說的由發羌的發字轉爲蕃字，又成了問題。據轉音考察，由佛陀(Buddha)讀爲西藏的伯特(Bod)是無可置疑的，因爲梵語稱西藏爲仆咤(Bhota)，唯其吐蕃之名始用于唐初，佛教傳入西藏的有史可考者，也在唐初，藏人究于何時開始自稱爲佛國，這就不易查考了。但它另有「雪有國」(Gans-Can-Yul)，「雪谷國」(Gans-Ljons-Yul)，及「赤面」(Gdon-Dmar)等名稱。
元朝以前的西藏
唐朝以前的西藏，雖有王國的成立，卻是部落性質的局面，尚未能夠統一，至西藏王統第叁十世之時，棄宗弄贊(即松贊剛布Sroṅ-btsan-sgam-po)王即位，藏族始因武力強盛而有大作爲，甚至常寇唐土的邊疆，彼此交戰，時有所聞。唐太宗終以聯婚方式，爭取西陲和平，將宗女文成公主于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年)下嫁藏王。在此稍前，藏王已以同一方式娶了尼泊爾國王女波利庫姬(Bhrkuti)，當時西藏的國勢之盛，可以想見。由于兩位外國公主都是虔誠的佛教徒，而且都是來自文化很高的國土，故從此時開始，藏王接受了兩妃之勸，由漢土及印度請僧伽到西藏弘法，並派大臣端美叁菩提(Thon-mi-saṃbhoṭa)等十六人赴印度留學，返藏後即以梵文(Deva nāgari)爲基礎，創造藏文字母，翻譯佛典，藏王亦親自學習藏文的使用，自此，西藏進入了文明時代。
唐睿宗景雲元年(西元七一○年)，唐朝又以金城公主下嫁西藏王統第叁十五世藏王棄隸蹜贊。當時漢藏間雖仍不斷構兵，公主對和平工作確也做得不少，在文化方面也將漢文的《毛詩》、《春秋》、《禮記》等書，輸入了西藏。往後于唐德宗建中四年(西元七八叁年)及唐穆宗長慶元年(西元八二一年)，唐與吐蕃兩度訂盟，刻有碑文，現在存于布達拉宮前的「甥舅聯盟碑」，即爲長慶年間所立。
唐文宗開成叁年(西元八叁八年)，西藏王統第叁十九世朗達磨爲贊普(藏王)，這是一位信奉原始棒教的王，所以大肆摧滅佛法，故至唐武宗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乞離胡爲藏王之時，佛法已摧滅殆盡，西藏政局亦陷于分崩狀態，此後百年之中，西藏的史事，入于黑暗。由于唐朝也日近衰亡，繼起的宋朝國力，又遠遜于唐，故與西藏關系中斷，史書亦無何著錄了。
臣服蒙古以後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西藏即成其領土之一部。蒙哥汗時，遣其弟忽必烈南征，元憲宗叁年(西元一二五叁年)克大理，並控製東部西藏；忽必烈繼蒙哥汗爲大汗之後，又于元世祖至元九年(西元一二七二年)遣平西王阿魯赤征西蕃，使藏人更進一步的臣服蒙古。忽必烈深知藏人勇猛善戰，不易僅以武力征服，故以藏人所信的佛教加以羁縻，恩遇薩迦派的第四祖大喇嘛薩迦班智達(Sakya Pandita)，以取悅藏人的內向心。
其時，薩迦班智達又派他的侄兒發思巴(又稱八思巴、帕思巴 ḤPhagspa)至蒙古，被忽必烈尊爲國師，封爲DB法王，他製造蒙古新字，主持宣政院，總攝天下佛教及康藏政務。發思巴是喇嘛教薩迦派的第五祖，自此以後，即開西藏政教合一的基礎，西藏法王兼爲藏王。
西藏與印度毗鄰，當回教征服印度之後，曾于元順帝至元叁年至四年(西元一叁叁七─一叁叁八年)，由馬立克尼克比(Malik Nikpai)統騎兵十萬及大量步兵，入侵西藏，結果爲高原風雨所阻，疫疠流行，以致全軍覆滅。
但至元朝末葉，西藏政權漸由薩迦派轉入帕克木都(Phagmo-du)之手，後即成爲藏王。
明朝建國之後，對于西藏一如元代舊章。明成祖永樂四年(西元一四○六年)，封迦舉派的哈立嘛(Halima)爲DB法王，十一年封薩迦派的昆澤思巴爲大乘法王；明宣宗宣德九年(西元一四叁四年)，又封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爲大慈法王。
西藏佛教的分派，當在另章介紹。以上所說的宗喀巴，是黃教的創始者，稱爲格魯派。宗喀巴圓寂後，由其弟子二人以轉世方式，分別掌領衛(前藏)、藏(後藏)，那便是達賴與班禅。唯其政權之取得，系在第叁世達賴之時，因得蒙古阿爾坦汗(《明史》稱爲俺答汗)的崇信，支持他成爲西藏政教的領袖。到了明朝式微之際，又由蒙古和碩特部的固始汗，于明莊烈帝崇祯十五年(西元一六四二年)入藏，協助黃教領袖，廢除在後藏維持紅教的藏巴汗，平服了一切反對力量之後，固始汗留其一子駐藏，他又返回青海。自是，蒙古與西藏之間，非但在宗教上同一信仰，政治及地理上也有緊密的關系，且蒙古諸汗也均以黃教的保護者自居。
清朝在西藏主權之確立
西藏本爲中華民族的一支，迄今的藏人也不以他們是印度人。但自唐朝開始與內地接觸交往，固不絕于史，西藏卻從未屬于主權中國的一環。直到滿清興起，先將內蒙置于其勢力之下，因此而得與固始汗往還及達賴喇嘛的入朝(清世祖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且由于滿清皇帝對黃教之信仰及對達賴五世之優遇，曾使外蒙古亦因之內附。
及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第五世達賴圓寂，權臣第巴桑節，密不發喪，在十四年間，一面暗中聯絡西蒙古的准噶爾汗噶爾丹，一面對清廷拖延。當五世達賴已圓寂的消息傳出後，桑節便宣布第六世達賴亦已尋獲，名爲羅蔔藏仁清劄陽嘉穆錯。于是，固始汗之孫拉藏汗以桑節作僞，故另立伊西嘉穆錯爲六世達賴，並將桑節擒而殺之。如此一來又引來西蒙古准噶爾汗的幹涉，而將拉藏汗襲殺，另立達賴六世，到了康熙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年)，始由清廷以大軍平定了此一亂事，以拉藏汗的舊臣康濟鼐及頗羅鼐二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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