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
周叔迦
序言
佛教自從西漢之末、東漢之初，隨著商旅的往還，信使的來去而傳人了中國。叁四百年以後，有了相當的發展。關于這一期間佛教人物的史實，人們要求有彙集的記載以免散失遺忘，于是有僧傳之作。這種以僧傳作爲佛教史的唯一體例，由南北朝經過隋唐以至北宋無不如此。一直到南宋才有編年體的佛教史，如宋祖琇的《隆興編年通論》、宗鑒的《釋門正統》、志磐的《佛祖統記》，又有元念常的《佛祖曆代通載》、明覺岸《釋氏稽古略》等。但是這些古代的佛教史傳，無論其體製如何，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對于曆代統治者，凡是尊敬佛教的都一律加以贊揚，凡是摧毀或排斥佛教的一律加以诋毀。對于佛教，無論在學說方面，或是在教務方面，都是奉爲天經地義、無可置疑的，也決不許可置疑的。近數十年來，雖然對于佛教史作了一些整理考訂的工作，但都限于考證其某一史實的虛實而已，也還未涉到史實的實質問題，更未從階級觀點、政治觀點來分析中國二千年來的佛教史實。
這本簡史想使人們能分清什麼是思想問題，什麼是政治問題。思想問題，也就是信仰問題，是在黨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得到保護的。政治問題，就是封建製度、封建意識的問題，就必須與之割斷關系。因此也就有必要就佛教在中國流傳近兩千年的史實中分清那是思想問題，那是政治問題。關于思想問題可以完全依據佛教各學派的創立、發展和消亡來敘述，關于政治問題必須說明封建統治者如何利用佛教和佛教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所起的不同影響。著者雖有此願望，並根據這一目的和要求出發編寫，但是限于自己學識的缺乏，錯誤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予以指正。
第一章 齋忏祭祀時期
第一節 漢代的佛教(公元前206口220)
佛教的傳人 佛教是印度的宗教，其傳人中國是隨著中國與西域交通的發展，由無而有，由微而盛，逐漸傳進來的。最初傳人的具體時間和年代，現在很難考定。有說秦始皇時有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攜帶佛經來到鹹陽，秦始皇捕系而逐放了他們(隋費長房《曆代叁寶記》、唐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文》)。有說漢武帝時霍去病攻西域，獲其金人，帝祭之于甘泉宮。以爲金人就是佛像(．《漢書·霍去病傳》注、《魏書·釋老志}、《漢武故事》)。有說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魏書·釋老志》、《叁國志·西戎傳》注)。此外尚有種種附會的傳說，難以詳述。總之，在西漢末年，已經有人開始研究佛教經典，而到東漢之初，佛教在中國少數地區，已經流行于民間，有時也波及貴族以至宮廷了。其傳人的途徑，一般認爲最初由陸路，從西域而至關中的，似乎也可以由海路，經交廣而達荊楚。 ”
楚王英奉佛和明帝求法 楚王劉英和明帝劉莊是異母兄弟，都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兒子。《後漢書·楚王英傳》中說：初楚王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七年(64)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缣白纨叁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贖罪愆。”國相以聞。诏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因以班示國中。
文中所說“浮屠”，“浮圖”是“佛陀”的古譯，“伊蒲塞”是“優婆塞”的古譯，是在家佛教徒的稱號，“桑門”是“沙門”的古譯，是出家佛教徒的通稱。可見當時佛教已取得貴族的信奉，而楚王門下是有不少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
與此同時，有漢明帝求法的故事。史稱永平七年(64)甲子，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明日遍問群臣：此是何神
太史傅毅答說：聽說天竺有得道的，名叫作“佛”，能飛行虛空，身有日光。陛下所夢或者就是佛。于是明帝派遣了武官(羽林中郎將)率同學者們(博士弟子)十余人，前往西域尋求佛法。在月支國(今阿富汗及蔥嶺東西區域)遇到天竺沙門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帶了經像同回中國。永平十年(67)回到洛陽。迦葉摩騰譯出《四十二章經》一卷，是《阿含經》的選譯本。這是觀存佛經中最古的翻譯。竺法蘭譯出經四部十五卷，是大乘經典和佛傳，現在都失傳了。經典譯成之後，明帝將譯本秘藏在蘭臺石室，未廣流傳。二人初到洛陽時，被招待在鴻胪寺。鴻胪是掌管諸侯和外國朝觐的，寺是古代官署的名稱。後來明帝特爲他們建立了專用的住所，因此也用了寺的名稱，叫作“白馬寺”。所以後代僧尼所住通稱爲寺。現在洛陽市的白馬寺便是這個遺迹，經曆代屢次重修以至于今的。漢明求法的故事，見于《四十二章經序》、漢牟子《理惑論》、晉《老子化胡經》、晉袁宏《後漢記》、宋範嘩《後漢書》、齊王琰《冥祥記》、梁僧佑《出叁藏記集》、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隋費長房《曆代叁寶記》、唐靖邁《古今譯經圖記》等書。傳稱使臣所帶回來的佛像是佛在世時最初創雕佛像的拘啖彌國優填王旃檀師的第四作品。明帝當時在白馬寺壁上，宮內清涼臺上，洛陽的開陽門上，及爲自己預建的壽陵上都畫了許多佛像。又有說：竺法蘭由于月支的弟子們挽留而在以後來的。法蘭是他的名字，竺是他的姓(漢晉時對外國人稱呼的慣例，是以國爲姓。天竺人姓竺，月支國人姓支，安息國人姓安，康居國人姓康，于阗國人姓于，唯有龜茲國人姓帛。魏晉時習慣是出家弟子拾了俗姓而從師姓，所以漢僧也有姓竺、姓支等的。)
關于漢明求法的問題，在晚近學術界中有些爭論。有人認爲這段故事是出于假托，原因是：(1)各書所記出使人的官職、姓名、人數、年代各各不同；(2)漢明帝求法以後八十年中毫無有關佛教的史實記載，到漢桓帝時才出現了佛教的史實；(3)因夢而求法，迹近于迷信。但是從用官署的名稱“寺”作爲僧伽藍的通號來看，肯定這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延聘和招待的原故。這除了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外，再沒有其他僧侶是受到政府招待的。如若將漢明求法與楚王英奉佛二事聯系起來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漢明帝夜夢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夢。可見當時由于楚王交結豪俠，崇奉佛教，得到群衆的擁護，聲勢浩大，有淩逼帝位之勢，引起明帝的深刻憂慮，以致夜夢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與楚王爭取群衆。畢竟這種辦法緩不濟急。所以在永平十叁年(70)便以謀反的罪名貶遷了楚王，結果楚王自殺。同時還興起大獄，楚王門下賓客和親戚被殺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獄的有叁千余人，楚王門下的桑門、伊蒲塞當也在其中。明帝的政敵既除，求法之舉便無必要，因此譯出的經典也就緘之蘭臺石室而不向社會流傳，並且有鑒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漢人出家奉佛(《高僧傳·佛圖澄傳》王度奏語)。佛教受此打擊，所以此後八十年中寂然無聞。
由于對漢明帝求法之事有所懷疑，因而對現存的迦葉摩騰所譯《四十二章經》的真僞也成爲爭論的問題。有人以爲這經文詞華茂，不類漢代所譯諸經的古拙，疑是晉人僞造，或後代所譯。有人以爲唐道宣《大唐內典錄》中有孫吳支謙譯《四十二章經》一卷，是迦葉摩騰譯本的重譯，于是認爲現存本是吳支謙譯本。考印度經典是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稱爲貝葉經，極易碎破，不耐翻檢。所以師資授受都是口耳相傳，全憑背誦記憶。這《四十二章經》是迦葉摩騰就所記憶的《阿含經》背誦出四十二章。譯者筆受其意，寫成此經以供漢明帝閱覽的，未必是依文直譯。此經既是迦葉摩騰以意誦出《阿含經》的節要，西域未必有此選本，支謙何從而得梵本重譯。《內典錄》以前各經目中未載此條，想是出于誤會。梁陶宏景《真诰》中全部抄入此經而改佛爲天尊，可見六朝時此經尚未廣泛流通，以致陶宏景可以抄襲而不防人之辨識。
漢代佛教的傳布 漢代佛教在中國流布的區域還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叁處：一是洛陽，因爲洛陽是東漢的首都，必然是西域人會萃之所；二是江淮之間，奉佛的楚王英封國在此處，後來譯師嚴佛調也是臨淮人，漢末笮融在廣陵大興佛事；叁是交趾，這是中國與印度水路交通的樞紐，漢末牟融在此撰《理惑論》敘述佛教，支疆梁接在此譯出佛經，康僧會在此出家的。漢代中葉雖是禁止漢人出家爲桑門，而桑門獨身清苦的生活是受到社會尊重的，所以漢和帝永元中張衡作《西京賦》，其中是以桑門與柳下惠並稱的。
當時佛經尚未廣事翻譯，對于佛教哲理尚未深悉，所了解的僅有兩點：一是叁世因果之說，“人死精神不滅，隨複受形，生時所作善惡皆有報應”(袁宏《後漢紀》)；二是“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後漢書·襄楷傳》)，“使人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袁宏《後漢紀》)。如漢代譯師的傳記以安世高的傳爲最詳，但所敘全是叁世因果的故事。他自稱前生曾經與一位長者子同出家。那位長者子對施主不能盡量布施時，常懷忿怨。安世高屢勸不改，如此者二十余年。安世高最後向他說：我要到中國的廣州去償還宿債。你如此好恚怒，死後必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度你。安世高既到廣州，被一少年賊殺死。安世高在臨死時對賊說：這是我前世欠你的債，所以特從遠道來償還的。死後便在安息王宮，爲安息王太子。出家後于桓帝建和元年(147)來到洛陽。靈帝末南渡到廬山。時有
亭廟神甚靈驗。安世高到時，神便對之敘述前生，性好恚怒，今受惡形，深加忏悔。安世高爲之用梵語贊誦一番。不久山後發現一死蟒，而廟也從此無靈驗了。安世高又到了廣州，找到殺他前身的賊，歡敘因緣。他又說：自己還有一債待了。因到會稽，正值街上有二人相毆，誤中世高而被打死了。這樣現身說法以證明叁世因果，“于是遠近莫不悲歎，…
《中國佛教史》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