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周叔迦
序言
佛教自从西汉之末、东汉之初，随着商旅的往还，信使的来去而传人了中国。三四百年以后，有了相当的发展。关于这一期间佛教人物的史实，人们要求有汇集的记载以免散失遗忘，于是有僧传之作。这种以僧传作为佛教史的唯一体例，由南北朝经过隋唐以至北宋无不如此。一直到南宋才有编年体的佛教史，如宋祖琇的《隆兴编年通论》、宗鉴的《释门正统》、志磐的《佛祖统记》，又有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明觉岸《释氏稽古略》等。但是这些古代的佛教史传，无论其体制如何，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于历代统治者，凡是尊敬佛教的都一律加以赞扬，凡是摧毁或排斥佛教的一律加以诋毁。对于佛教，无论在学说方面，或是在教务方面，都是奉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也决不许可置疑的。近数十年来，虽然对于佛教史作了一些整理考订的工作，但都限于考证其某一史实的虚实而已，也还未涉到史实的实质问题，更未从阶级观点、政治观点来分析中国二千年来的佛教史实。
这本简史想使人们能分清什么是思想问题，什么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就是信仰问题，是在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得到保护的。政治问题，就是封建制度、封建意识的问题，就必须与之割断关系。因此也就有必要就佛教在中国流传近两千年的史实中分清那是思想问题，那是政治问题。关于思想问题可以完全依据佛教各学派的创立、发展和消亡来叙述，关于政治问题必须说明封建统治者如何利用佛教和佛教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所起的不同影响。着者虽有此愿望，并根据这一目的和要求出发编写，但是限于自己学识的缺乏，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予以指正。
第一章 斋忏祭祀时期
第一节 汉代的佛教(公元前206口220)
佛教的传人 佛教是印度的宗教，其传人中国是随着中国与西域交通的发展，由无而有，由微而盛，逐渐传进来的。最初传人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有说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秦始皇捕系而逐放了他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文》)。有说汉武帝时霍去病攻西域，获其金人，帝祭之于甘泉宫。以为金人就是佛像(．《汉书·霍去病传》注、《魏书·释老志}、《汉武故事》)。有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国使伊存口授浮图经(《魏书·释老志》、《三国志·西戎传》注)。此外尚有种种附会的传说，难以详述。总之，在西汉末年，已经有人开始研究佛教经典，而到东汉之初，佛教在中国少数地区，已经流行于民间，有时也波及贵族以至宫廷了。其传人的途径，一般认为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至关中的，似乎也可以由海路，经交广而达荆楚。 ”
楚王英奉佛和明帝求法 楚王刘英和明帝刘庄是异母兄弟，都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初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七年(64)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罪愆。”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国中。
文中所说“浮屠”，“浮图”是“佛陀”的古译，“伊蒲塞”是“优婆塞”的古译，是在家佛教徒的称号，“桑门”是“沙门”的古译，是出家佛教徒的通称。可见当时佛教已取得贵族的信奉，而楚王门下是有不少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
与此同时，有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史称永平七年(64)甲子，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明日遍问群臣：此是何神
太史傅毅答说：听说天竺有得道的，名叫作“佛”，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梦或者就是佛。于是明帝派遣了武官(羽林中郎将)率同学者们(博士弟子)十余人，前往西域寻求佛法。在月支国(今阿富汗及葱岭东西区域)遇到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带了经像同回中国。永平十年(67)回到洛阳。迦叶摩腾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是《阿含经》的选译本。这是观存佛经中最古的翻译。竺法兰译出经四部十五卷，是大乘经典和佛传，现在都失传了。经典译成之后，明帝将译本秘藏在兰台石室，未广流传。二人初到洛阳时，被招待在鸿胪寺。鸿胪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朝觐的，寺是古代官署的名称。后来明帝特为他们建立了专用的住所，因此也用了寺的名称，叫作“白马寺”。所以后代僧尼所住通称为寺。现在洛阳市的白马寺便是这个遗迹，经历代屡次重修以至于今的。汉明求法的故事，见于《四十二章经序》、汉牟子《理惑论》、晋《老子化胡经》、晋袁宏《后汉记》、宋范哗《后汉书》、齐王琰《冥祥记》、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等书。传称使臣所带回来的佛像是佛在世时最初创雕佛像的拘啖弥国优填王旃檀师的第四作品。明帝当时在白马寺壁上，宫内清凉台上，洛阳的开阳门上，及为自己预建的寿陵上都画了许多佛像。又有说：竺法兰由于月支的弟子们挽留而在以后来的。法兰是他的名字，竺是他的姓(汉晋时对外国人称呼的惯例，是以国为姓。天竺人姓竺，月支国人姓支，安息国人姓安，康居国人姓康，于阗国人姓于，唯有龟兹国人姓帛。魏晋时习惯是出家弟子拾了俗姓而从师姓，所以汉僧也有姓竺、姓支等的。)
关于汉明求法的问题，在晚近学术界中有些争论。有人认为这段故事是出于假托，原因是：(1)各书所记出使人的官职、姓名、人数、年代各各不同；(2)汉明帝求法以后八十年中毫无有关佛教的史实记载，到汉桓帝时才出现了佛教的史实；(3)因梦而求法，迹近于迷信。但是从用官署的名称“寺”作为僧伽蓝的通号来看，肯定这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延聘和招待的原故。这除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外，再没有其他僧侣是受到政府招待的。如若将汉明求法与楚王英奉佛二事联系起来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汉明帝夜梦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可见当时由于楚王交结豪侠，崇奉佛教，得到群众的拥护，声势浩大，有凌逼帝位之势，引起明帝的深刻忧虑，以致夜梦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与楚王争取群众。毕竟这种办法缓不济急。所以在永平十三年(70)便以谋反的罪名贬迁了楚王，结果楚王自杀。同时还兴起大狱，楚王门下宾客和亲戚被杀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狱的有三千余人，楚王门下的桑门、伊蒲塞当也在其中。明帝的政敌既除，求法之举便无必要，因此译出的经典也就缄之兰台石室而不向社会流传，并且有鉴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汉人出家奉佛(《高僧传·佛图澄传》王度奏语)。佛教受此打击，所以此后八十年中寂然无闻。
由于对汉明帝求法之事有所怀疑，因而对现存的迦叶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的真伪也成为争论的问题。有人以为这经文词华茂，不类汉代所译诸经的古拙，疑是晋人伪造，或后代所译。有人以为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中有孙吴支谦译《四十二章经》一卷，是迦叶摩腾译本的重译，于是认为现存本是吴支谦译本。考印度经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称为贝叶经，极易碎破，不耐翻检。所以师资授受都是口耳相传，全凭背诵记忆。这《四十二章经》是迦叶摩腾就所记忆的《阿含经》背诵出四十二章。译者笔受其意，写成此经以供汉明帝阅览的，未必是依文直译。此经既是迦叶摩腾以意诵出《阿含经》的节要，西域未必有此选本，支谦何从而得梵本重译。《内典录》以前各经目中未载此条，想是出于误会。梁陶宏景《真诰》中全部抄入此经而改佛为天尊，可见六朝时此经尚未广泛流通，以致陶宏景可以抄袭而不防人之辨识。
汉代佛教的传布 汉代佛教在中国流布的区域还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处：一是洛阳，因为洛阳是东汉的首都，必然是西域人会萃之所；二是江淮之间，奉佛的楚王英封国在此处，后来译师严佛调也是临淮人，汉末笮融在广陵大兴佛事；三是交趾，这是中国与印度水路交通的枢纽，汉末牟融在此撰《理惑论》叙述佛教，支疆梁接在此译出佛经，康僧会在此出家的。汉代中叶虽是禁止汉人出家为桑门，而桑门独身清苦的生活是受到社会尊重的，所以汉和帝永元中张衡作《西京赋》，其中是以桑门与柳下惠并称的。
当时佛经尚未广事翻译，对于佛教哲理尚未深悉，所了解的仅有两点：一是三世因果之说，“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袁宏《后汉纪》)；二是“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后汉书·襄楷传》)，“使人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袁宏《后汉纪》)。如汉代译师的传记以安世高的传为最详，但所叙全是三世因果的故事。他自称前生曾经与一位长者子同出家。那位长者子对施主不能尽量布施时，常怀忿怨。安世高屡劝不改，如此者二十余年。安世高最后向他说：我要到中国的广州去偿还宿债。你如此好恚怒，死后必受恶形。我若得道，必当度你。安世高既到广州，被一少年贼杀死。安世高在临死时对贼说：这是我前世欠你的债，所以特从远道来偿还的。死后便在安息王宫，为安息王太子。出家后于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灵帝末南渡到庐山。时有
亭庙神甚灵验。安世高到时，神便对之叙述前生，性好恚怒，今受恶形，深加忏悔。安世高为之用梵语赞诵一番。不久山后发现一死蟒，而庙也从此无灵验了。安世高又到了广州，找到杀他前身的贼，欢叙因缘。他又说：自己还有一债待了。因到会稽，正值街上有二人相殴，误中世高而被打死了。这样现身说法以证明三世因果，“于是远近莫不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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